我和任总有过几次近距离接触，印象较深两次。一次是他和聂梅生办的活动讲房地产指数，我提了不同意见，任总批评我。我知道从在欧洲做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方法，看出任总那个指数的缺陷。而他缺乏这样的知识——这是一个时代的缺憾，他们被语言能力等等限制了阅读范围。
但任总是出了名的手不释卷。作为华远的董事长，他能够身体力行做参与各种公益事宜，仍然广泛阅读，关键是不畏发声。北京的地产商很多，但像任总这样干净的少，像他这样真心忧民的更少。
还有一次比较重要的见面，是瑞士某地产私募基金掌门人访华，希望拜见几位中国房产界代表人物。我帮着约了三家，一家就是任总。基金请在昆仑吃饭，到了时间我去接任总。三家只有他是独自前来的，提着个黑包，站在大堂等，一点不耐烦和架子都没有，但不苟言笑如故——后来他微博卖萌，我都惊了。
瑞士基金之前标榜自己建设能力，遇到中建当年负责瑞士项目总工，专业落了下风。后来和华能谈方案能力，华能用钟摆比喻，端稳了资本的架势。央企人才济济，就是没有发挥空间，都留在嘴皮子上。只有任总，不别苗头，人家谈宏观数据，他也不吃东西，眼观鼻鼻观口，一五一十，背得煞拉清爽，下过真功夫
谈完了，任总也不多话，也没有其他人那种让秘书叫司机的啰嗦派头。自己拿着包安安静静就走了。他就是分享事实，无欲无求。
其实他们这代人信仰共产主义，非常可以理解，一是父母辈怀着理想主义打下坐稳的江山，是非功过，四六开也好三七开也好，并非都是不对的。他们更是在一个纯粹的教育环境中长大，阅读受限，依然抱着共产主义理想，就像国际上仍有新马哲学家，没什么不对。
中国社会要更好，就是希望共产党内以任志强这样的党员官员为主，中间派以陈平这样父亲留苏而不得归的改革派有问题子女为代表，而其他的民主党派（并非指现有那些附庸）能够独立起来，有真正的政治哲学见解，如张雪忠，能一人写一部宪法的知识结构与勇气。中国才会实现民主共和。
何况任志强陈平都是退休年龄已过的老人，在一个语言与科技受限的环境长大、接受教育。对他们的苛责，不是什么反抗的勇气，不是什么建设的智慧。是急功近利，目光短浅。大家难道不是应该把眼光投向更年轻的四五十岁一代，到底有什么样的学问、什么样的政治经验？有没有可能让中下层的华人过得好一点？
民运最大的失败，就是太多曾经的风云人物，永远像一个受了委屈的三岁小孩，撒泼耍赖好像都因为受过委屈而正当化了，不思上进，绝大多数人教人唾弃。
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的人，是不能执政的。
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的人，是不能执政的。
香港知识分子的气节，有他们的当代知识结构为基础。中国大陆呢？一群也算留洋拿了政治经济学博士的人，绝大多数莫名其妙都会把自由主义和基督教捆绑起来，完全是退步主义思维…大陆政权依然稳固，而且越走越偏，与知识分子的无知无能同样密不可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