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徐州陷落、国军主力覆灭以前，吴越的要害部门就已落入匪谍之手。他们对蒋介石政权必将灭亡的信心，比同一时间的赵紫阳、焦裕禄大得多。“我（匪谍余文森）在杭州同（市府秘书长）徐（雄飞）接触较多，在最初的几次接触中，
我向中共上海局汇报并根据上海局张执一同志的指示，对徐雄飞大致谈了以下几个问题。1.不要搞镇压，要设法暗中保护进步人士；2.要照常工作，掩蔽好自己，才能打击敌人，避免引起旁人的怀疑；3.要尽一切保住自己岗位，为人民保全好档案、图籍和物资等；4.注意联系好各局处及主要部门人事关系，系住人心。
在以后的继续接触中，徐介绍当时的市府民政科长黄丽生做助手，有的工作不便亲自进行的，可以由黄去进行。黄原是徐在松阳县长任内的县民政科长，徐保证信得过他，我以前对他也是熟悉的。同时我通过徐，安排了一个地下党同志史达峰在市府民训科工作，一个谢汉曾在市捐税处工作，双方加强了联系。
不久，周象贤垮台，继任市长任显群是当时浙江主席陈仪的人，徐、黄二人则留任原职。情况比以前更加有利了，不但杭州，连全浙江都可望和平接管。据徐说，任显群曾经表示过愿与杭州同解放。这些情况，我当时曾向中共上海局张执一同志反映过。
国民党驻吴越机构的大多数官员根本没有抵抗的意志，将愿意抵抗和可能抵抗的极少数人送进了匪谍的陷阱。“据徐雄飞等汇报：市财政局长吴益逊、教育局长钟伯庸、园林处长周永年、工务局科长吴寅、警察局督察长马端文及分局长朱肇焯、池桂生等都不愿随去；
发电厂、自来水厂、公共交通公司、电话局、广播电台都有过密切联系，可保安全；市府档案室、电话总机室都布置了妥当人员进行保护；俞济民要亲自带走的地籍图、册等，则通过原地籍保管员李宗先事前用一份抗日前用过的废图册调换下来；
并从省中统特务头子俞家镛和俞济民机密交往的文件中抄下了五百余人的留杭特务名册一份，此件以后由我亲手转交市军管会。”“四月三十日，我从一名黄绍竑的旧部广西籍军官处，得知周岩命省工兵营准备要炸钱江大桥。我晓以大义，要他做广西士兵的工作，从中阻止这一破坏行动，要他们立功。
但当时对我的回复是：周岩、俞济民等将亲自指挥并强迫炸毁大桥，但可做到不炸中要害，便于修复。五月二日，周岩等就过江去了。大桥于三日上午被炸，结果只是桥面破坏，不久就被我军修复。另外据悉，铁路方面的地下党同志，当时亦有护桥计划。解放后，我还在建设局安排了二、三名广西士兵的工作。”
“杭州市军管会主席谭震林同志于五月六日晚抵抗，七日即派汽车接我去见面。我将几天来杭州解放前后的情况，作了扼要的汇报。谭即公布我的职务，协助接管工作。据记忆，谭主任对徐雄飞等的工作深表嘉许。
军管会开始各部门接管工作后，黄丽生被派为军管会房管处秘书，徐雄飞被派接收工商报社，以后又派为市福利会秘书长。二年后徐经中央财经领导同志介绍去北京，在中央人民银行经济研究室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