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 by @LD_daofeichang

三星堆、古埃及、天文历法：中国百年考古和上古历史研究的崩盘和涅槃 【新年关键词】

2020年9月，四川广汉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开启新一轮发掘研究工作，举国上下似乎掀起了一场考古热浪，各路神仙大咖阿猫阿狗都挺身而出哔哔叭叭蹭流量，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很傻很天真。
有趣的是，考古直播轰轰烈烈地刚开始，就遭遇了始料未及的猛烈棒喝，被迫戛然而止。
此后的各种骚操作，鬼祟又尴尬。

广大人民群众并不知道，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的考古发掘研究，已然将中国百年考古和上古历史研究的“死穴”全盘暴露在阳光下。
无论李伯谦、王巍、孙华、吴小红、崔剑锋、雷雨们如何嘿嘿哈哈闪展腾挪，“死穴”的曝光，注定了各种骚操作没有丝毫学术性，只是捉襟见肘的自说自话、自掘坟墓的弄虚作假。

三星堆暴露了什么样的“死穴”？
长话短说，画龙点睛，一剑封喉——中国百年考古和上古历史研究的“死穴”是三个骚操作：
（1）在所有文明起源论中，坚决捍卫华夏文明“本土独立自发起源论”；
（2）在所有“本土独立自发起源论”中，主要捍卫“中原中心论”；
（3）在学理上不能坚守前两大阵地时，坚决撒谎造谣。

不知何时起，考古学界形成了一个顽固的观念：华夏文明是“世界上从人种演进到文化传统唯一从未中断的一支”。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后期，以夏鼐为代表的考古界对苏联考古学家瓦西里耶夫展开了凶猛的批判，坚决反对“文化传播理论”，就展示出这一毫无根据的横蛮调调。
我就撒谎造谣，你奈我何？

实际上，无论是从文化地层的堆积厚度、文化地层的测年、器物类型的对比，以及当代分子人类学的研究等多方面来看，华夏文明“本土起源论”早就天塌地陷了。
中国境内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地层很薄，各遗址存续年代平均不会超过200年，各文化地层根本不存在文字、青铜器、城市渐进形成的痕迹。

考古界高层对这些基本事实不可能不心知肚明。
六十年代初发掘的湖北盘龙城遗址就让考古界“死穴”面临现实的猛戳。
盘龙城第四期文化地层，测年结果是公元前1690年到公元前1500年，该文化地层出土了青铜器。
殷商突然出现在中原，是公元前1400年以后，如何解释盘龙城青铜器？
不解释，关进仓库凉快40年！

在盘龙城遗址之前，考古界“死穴”面临的最严重现实猛戳也许要算河南安阳殷墟王族大墓的骨骸人种问题。
殷墟大墓出土了亚美尼亚人、爱斯基摩人和黑人的骨骸，那么殷商王族到底是什么人种呢？
妇好墓发掘了，考古学界说妇好遗骸早就烂没了。
亚长墓出土了，遗骸完整，做了各种检测，就是不说亚长的人种。

我在这里懒得纠缠各种东拉西扯的幺蛾子，重点谈三星堆。面对举世关注的三星堆，各种谎言家和诡辩家使尽全部伎俩，也逃不过考古界“死穴”被一戳到底的覆灭命运。
三星堆首要重大的问题就是两个：
（1）三星堆器物坑的烧埋年代；
（2）三星堆青铜器所含“高放射性成因铅同位素”的矿料来源。
你们往哪里跑！

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约3立方米烧骨碎渣，大多烧得泛白。这是什么情况？
三星堆那边刚一启动新发掘，我就密集做了考古发掘资料的研究，并咨询了权威测年机构美国贝塔实验室。
骨渣烧得泛白，就是在600°C高温下焚烧，烧掉了有机组分，烧成了骨碳酸盐，跟木炭一模一样，适合测年，只需要少量样本！

当我首次发起雷霆暴击，直击测年问题，以北大文博考古学院为首的三星堆考古团队慌得一批，吴小红、冉宏林和雷雨们居然炸着胆子在报告中胡言乱语，什么当年没有取样，什么骨渣有机组分保存不好云云。
你们把广大人民群众当猪来搞，但你们来搞搞贝塔实验室看看。
我们要测一号坑不含有机组分的骨碳酸盐！

三星堆考古团队当然可以撒泼打滚地将一号坑约3立方米烧骨碎渣藏着掖着沤了肥料，但明明可以精确测年的材料，为什么不测，为什么要撒谎呢？
撒谎的同时，网络上一波小喽啰跳出来，造谣骨渣太碎，无法测年。骨渣太碎？看清楚考古发掘报告白纸黑字怎么写。
藏匿，撒谎，造谣，然并卵。
你们忘了盘龙城。

盘龙城第四期文化地层，出土跟三星堆一样含“异常铅”的青铜器，该地层测年在公元前1690年到公元前1500年之间。
这种异常铅，在中国境内根本不存在矿源！这个问题稍后再说。
既然盘龙城第四期地层测年在公元前1600年前后，三星堆器物坑的烧埋年代必然跟其一样，就在公元前1600年前后。
不服？测骨渣！

骨渣，是万万不能测滴！一测，结果就是公元前1600年前后，误差大概率前后不会超过25年。
这可要了“本土起源论”和“中原中心论”的命了，一击毙命。
咋整呢？造假嘛，撒谎嘛。
赵殿增说，他们把器物坑的烧埋年代“框定”在3200年前到3300年前左右。
怎么个“框定”法？

首先出手实施“框定”战术小动作的，是北大文博考古学院的孙华。孙华居然参照殷墟人骨的测年，将三星堆器物坑的烧埋年代“框定”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
不这么“框定”，非要说三星堆青铜文明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怎么说得过去嘛。
再次出手实施“框定”战术小动作的，还是北大帮，吴小红、冉宏林、雷雨们。

吴小红们居然声称从四号坑提取竹炭样本进行测年，测得器物坑烧埋年代距今3148-2966年之间。
蒜泥狠！但是这里有两个大Bug：
（1）竹炭样本可以精确测年，一号坑约3立方米大多烧成跟木炭一模一样的骨碳酸盐怎么就不能测？
（2）“框定”器物坑烧埋年代就是在公元前1200年以后，可你们忘了坑上的土层。

以一号坑为例，器物坑开口在生土层，坑上是一层平均厚度不到20厘米的土层。
社科院考古所早就对这些土层做了测年，标蓝部分是“校正”后的结果。
北大帮的宝贝们睁眼看看，标黄部分的测年结果，哪个在公元前1200年以后？
公元前1200年以后烧埋的器物坑，怎么埋在了早几百年前的土层之下！
穿帮了不是。

北大帮，听好了，看好了——三星堆器物坑烧埋年代就在公元前1599年秋末冬初。这是亡夏军民从最后的夏都安邑（哈拉帕）搬运而来的夏天子传国祭祀重器，来了就砸就烧，砸了烧了就埋，埋了就走，此后2500年间此地一片蛮荒。
你们要耍横吗？耍横是你们的专利？

我们再来看看三星堆首要重大的第二个问题：三星堆青铜器所含“高放射性成因铅同位素”的矿料来源。
这种“异常铅”有一组数据比值：
铅同位素207和206的比值在0.70-0.78之间
铅同位素206和204的比值≥ 20
铅同位素208和204的比值≥40
凡是符合这一组数据的青铜器，其异常铅一定是采用同一矿源铸造。

这一组数据就是异常铅的“指纹”，可以用来判定异常铅的矿源。
利用铅同位素寻找古代文物中金属制品的来源，是国际学界方兴未艾的重大科技考古方法，数十年来已经取得很多重要成果，金正耀教授正因为在八十年代中期搭上了“铅同位素示踪（来源）研究”的快车，才在中国考古学界异军突起，影响至今不衰。

中国境内根本不存在这种极为罕见的异常铅的矿源。
这个问题极其严重，因为这直接证明了三星堆青铜文明是外来的，不是土生土长的，甚至连接受外来青铜冶炼技术的说法都没有丝毫立足之地。
谁带着数千吨上万吨的矿石，不远万里来到三星堆，教导“古蜀国”冶炼铸造青铜器？
说不通，咋办？
撒谎呗，造谣呗。

写累了，暂时歇口气，喝酒去。
大过年的，我保证会给大家好看。
🌹🙏🍻

王巍领导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明确指认中华文明的青铜冶炼技术源自“西亚、中亚等地区”。
那我就要追问——中国境内，以及“西亚、中亚等地区”根本就没有中国早期青铜器中所含异常铅的矿源，输入“青铜冶炼技术”怎么能铸造出含有异常铅的青铜器呢？

不用兜圈子绕弯子，中国学界研究异常铅的专家都知道，这种“异常铅”有一组数据比值：
铅同位素207和206的比值在0.70-0.78之间
铅同位素206和204的比值≥ 20
铅同位素208和204的比值≥40
凡是符合这一组数据的青铜器，其异常铅一定是采用同一矿源铸造。这一组数据就是探查异常铅来源的指纹。

德国马普研究所的Goresy教授早就告诉中国学界，古埃及也有一些青铜器含有异常铅。
很显然，中国早期含异常铅的青铜器一定采用了跟古埃及异常铅青铜器同样的矿源。
这还得了，三星堆青铜器到底来自何方？
中科院广州地化所的朱炳泉和广州大学的常向阳很会抖激灵，他们说，不能完全排除异常铅来自天外！

我不信邪，也不语怪力乱神，我用“铅同位素”作关键词，到处检索国内外的论文，非要找出异常铅矿源来不可。
然后我发现，中国学界的异常铅专家们在我之前不可能不知道异常铅矿源就在南非Rooiberg古锡铅矿，但他们就是不明说。
我找到了两篇重要的论文，无可置疑地清晰显示：异常铅矿源就在南非Rooiberg !

2014年10月刊发的论文《锡和铜器中铅同位素来源研究的新方法：对南非、博茨瓦纳和罗马尼亚文物的应用研究》。
我截取论文的一份比值数据表，删除了跟本文主旨无关的一栏，变更为铅同位素207和206的比值。标黄部分是跟中国早期青铜器异常铅数据比值相同的测试样品，包括锡锭、锡粒、锡渣和熔炉风嘴等。

上述数据所属的如意宝古锡矿区在南非首都比勒陀利亚西北大约225公里处。
示意图星号标记的是考古遗址，示意图说明指出，包括如意宝古锡矿区在内的考古遗址曾出土锡、铅锡和铜制品。

发表在1995年《矿床》杂志第30卷第2期上的论文《如意宝群火山岩同位素研究：年代指征和潜在的勘探工具》。
同样，我删除了原文表格中一栏与本文主旨无关的数据，变更为铅同位素207和206的比值。其中标黄部分就是跟中国早期青铜器异常铅数据比值相同的测试样品，主要是岩石样品。

我将上面两份异常铅数据比值汇总到一起，做成一份表格，方便大家比较中国早期青铜器异常铅比值数据，欢迎大家下载，这些都是高清大图——
铅同位素207和206的比值在0.70-0.78之间
铅同位素206和204的比值≥ 20
铅同位素208和204的比值≥40

2022年5月18日，我再次对三星堆考古团队发起雷霆暴击，异常铅的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
zhuanlan.zhihu.com/p/516547692
我注意到，微信群和公众号转发这篇雄文，阅读量通常会达10万+，但不久遭到封杀屏蔽。
友人告诉我，电报群转发量特别大。
我不了解相关数据，但我知道，异常铅问题完全戳烂了考古界的死穴。

面对雷霆暴击，以北大考古文博学院为首的三星堆考古团队乱作一团仓促应战，崔剑锋和马仁杰充当了马前卒。
反驳文章公然撒谎，谎称“南非Rooiberg锡矿的铅同位素比值和已经发表的商代铜器的高放射性成因铅比较，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二者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没有相互重叠范围，因此根本不可能是同一来源”！

崔剑锋似乎长期努力企图证明铅同位素示踪方法不能成立，反复强调什么“致命的质疑”。可笑的是，崔从未构成对铅同位素示踪方法的“致命”，倒是他的质疑早已破产。
别的人就不是那么可笑了。
朱炳泉公然造谣，北京科技大学李延祥刘思然指导的博士生邹桂森公然造谣，造谣金正耀在南阳发现了异常铅矿源！

包括三星堆遗址在内的中国境内各遗址发现的异常铅青铜器，其异常铅矿源无可置疑地就是在南非如意宝（Rooiberg）古锡铅矿，比值清楚，证据确凿，任何谎言和谣言都改变不了固若金汤的事实。
这一事实直接证明了三星堆青铜文明根本不是“本土”生发，而是境外迁入。
考古界数十年的谎言和偏见瞬间破产。

中国早期青铜器所含的异常铅矿源远在南非如意宝（Rooiberg）古锡铅矿，这一事实也带来严重的疑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惊人的情况？三星堆青铜文明究竟来自何方？
要回答这些严重的疑问，其实也不难，我一个人就搞掂了。
两年来，我在今日头条和知乎发布了系列文章，详细深入地解答了这些疑问。

这是一系列精彩绝伦的伟大论证，出人意料，振聋发聩，圆融自洽，铁证如山——于文献史料记载有根据，于出土文物有对照，于天文历法特征有还原复验，于语言文字有精确释读。
华夏文明，乃至人类文明，从文明起源的时空原点，到文明迁徙的重大年代，到夏商周的精确王年断代，整体框架由我一手搭建。

简明扼要地回答：中国早期青铜器所含异常铅矿源为何会在南非如意宝（Rooiberg）古锡铅矿？
正确答案：华夏文明勃兴于非洲尼罗河流域，公元前2477年以前的所谓“古埃及文明”就是华夏文明，“埃及”/Egypt，这个词的本字本义就是华夏人文始祖伏羲的“敷教台”，是历代华夏天子实施教化抚育万民的“明堂”。

炎黄华夏在非洲的统治区域极为广大，遍及全域，统治中心在尼罗河中下游，主要是有阿卡德人血统的周人黄帝的势力范围；上游及南至好望角的广大区域则是古羌人血统的炎帝的势力范围。
南非如意宝（Rooiberg）古锡铅矿，以及津巴布韦等地，是炎黄华夏传统的金属资源区。

公元前2500年前后，即帝喾（夋喾、胡夫）统治后期，不知何种原因，炎黄华夏大规模撤出非洲。
公元前2477年，帝尧登极，定都乌尔（安邑），帝尧就是乌尔王。
公元前2378年12月25日，“仲冬甲子，月次于毕”，虞舜在乌尔登极。虞舜就是阿卡德帝国开国君主萨尔贡。
公元前2325年，大禹登极，炎帝集团复兴。

禹夏最早的都城就是乌尔，夏都“安邑”的古音方言就是“乌尔”。大禹姓名“姒文命”，古音方言正好是sumer；大禹“字高密”，就是 Gilgamesh 的汉语错误音译。
乌尔古城有神庙，阿卡德语名称是 Ekisnugal（大光明），其实就是华夏天子的布政之宫“明堂”。
夏朝铸造了大量祭祀青铜器，就摆放在明堂之上。

夏朝铸造的祭祀重器，不少神像以传说中大禹的形象为原型。

公元前1903年，因两河流域南段长年大旱，禹夏被迫迁都，迁往印度河流域同纬度北纬30°附近的哈拉帕。
明堂中的祭祀重器随往搬迁至新都哈拉帕。

公元前1599年，老巢位于摩苏尔的商汤率领大军，穿越伊朗高原，远征奇袭远在哈拉帕的夏桀。
3月下旬，远征军突然从印度河河口大拐弯处的山坳子里杀出，一路北上，攻城掠地。
4月19日，商汤在安邑之西的鸣条与夏桀展开决战，活捉夏桀并将其流放。
夏桀乘舟顺印度河南下千里浮于海，死于南巢之山。

当夏桀御驾亲征，准备迎击商汤大军，包括夏都哈拉帕在内的诸多重镇开始举国大逃亡。
至少十万军民，赶着至少600头大象，还有上千只鹿，各种珍禽异兽，沿喜马拉雅山南麓的“蜀身毒道”向东南仓皇逃亡。
至少600头大象，驮着夏朝的传国祭祀青铜器，跋山涉水。
乘马班如，泣血涟如，天高地迥，嚎呼靡及！

公元前1599年秋冬之际，逃亡军民进入北纬30°附近、今天四川广汉三星堆一带，粮草不济，被迫开始大规模屠杀大象和各种动物，砸烧掩埋各种青铜重器，随后分散，继续沿长江北纬30°一线向东向南逃亡。
逃亡军民在湖南安化宁乡一带、湖北盘龙城，特别是江西新干大洋洲，陆续掩埋了大批青铜重器。

亡夏军民从末代夏都哈拉帕（安邑）举国流亡，必然有一位“带头大哥”，否则不会有三星堆和金沙遗址那种大规模、有序的屠戮、砸烧和掩埋行为。
江西新干大洋洲赣江边上出土一座高品级墓葬，随葬的青铜重器和礼器数量多，规格高，甚至媲美或超越殷商妇好墓，考古界惊诧莫名。

我认为，这就是亡夏军民举国流亡的“带头大哥”，他可能就是夏桀的儿子，无论如何，这位“带头大哥”一定是夏桀的“指定继承人”。
根据考古发掘报告，很显然，这位绝望的“带头大哥”在死前杀死了自己的两个八九岁的孩子，死后同埋一穴。

这座惊人的墓葬出土惊人的陪葬青铜重器，形制风格与三星堆、宁乡炭河里等青铜文明遗址毫无二致，并且都含有极为罕见的、矿源远在南非如意宝（Rooiberg）古锡铅矿的异常铅。

大火纹，卍字符，玄鸟纹，眼镜蛇纹，鸮纹，圣眼纹……青铜重器的造型和纹饰，在在表明这就是夏天子的专属重器和传国祭祀重器。

考古学界不能辨识三星堆、宁乡炭河里青铜神像跟史料文献记载的大禹形象的一致性，这非常奇怪。大禹身高九尺二寸，禹病偏枯，两耳三镂，首戴钩钤，足纹履已（率然），清楚明白，居然不能辨识。
最荒谬、最可笑的是，以北大孙华为代表的一伙人居然指认神像脑后佩戴的刀鞘是“蝴蝶形花笄”！
这是首戴钩钤！

宁乡出土两尊青铜神像，神兽怀抱幼儿，以李学勤为代表的一伙人不能辨识，胡乱指为“虎食人卣”，甚至胡说幼儿“神情惊恐”。
看清楚了，这孩子大腿上正好“足纹履已”，这神像到处是“大火纹”，这神像还有眼镜蛇纹、猫头鹰菱形喙纹。
这是夏天子专属重器！
我将其命名为“西王母育帝卣”，考古学界能反驳？！

江西新干大洋洲夏桀继承人墓葬出土青铜钩钤大刀，明明白白的大火纹、眼镜蛇造型、猫头鹰及其菱形喙造型，考古学界又不能辨识，胡乱指为“蝉形纹”！
看到这些器物和造型，根本不用犹豫迟疑，这百分之百是夏天子的专属重器！

两千多年来，在我之前，没有人知道大禹“首戴钩钤”是什么，甚至没有人知道“钩钤”是什么。
钩钤，是紧邻房宿四星的两粒辅星，用于指代房宿。“钩钤”最初的本字本义是“姤乾”，即姤卦和乾卦，代表夏至。恒星房宿四为夏至点，黄经90°，这是公元前9177年甲子，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年代，因此房宿被称为“大火”。

夏至点在房宿四星的年代，公元前9177年，是华夏文明极为重要的新纪元，是明堂制度、十字符、卍字符、玄鸟、大火纹等的起源。
房宿四星就是明堂，是华夏天子的布政之宫。
房宿四星和钩钤辅星，在南天上像一把大弯刀。
首戴钩钤，就是首戴钩钤房宿大弯刀，是上古华夏天子的专属配饰。
这是我的伟大发现！

华夏文明“敷教台”（古埃及）时期的钩钤大弯刀造型很常见，“大火”的造型也很常见。
三星堆出土“方向盘”青铜器，这是“大火轮”，古埃及就出现了。
三星堆出土双弯勾形玉器，考古学界胡乱指为牙璋。
这不是牙璋，这是钩钤，古埃及时期早就有了，祖鲁族战士也戴在头上，这就是“首戴钩钤”。

三星堆新出土背负重物的青铜人像，考古学界又看不懂。这是造反的炎帝蚩尤，被黄帝诛杀之后，按其形象塑造背负重物的苦逼模样。
古埃及时期也有，苦逼的鸮王/蜀王跪着给黄帝顶枕头。

考古学界看不懂“西王母育帝卣”，可是，“王母育孺帝”却是古埃及圣像艺术的一个持久主题。

考古学界胡乱命名的“人面纹方鼎”，胡乱指认“大禾”两个字。
这是“炎天”两个字！
这是炎帝嫡系夏天子的专属重器！
这是跟古埃及夏至女神（Hathor）崇拜一脉相承、形制风格完全一致的艺术造型！
夏至女神，是房宿（孔苏）大神的老婆，是夏天子的母系大神！
这叫“夏至女神鼎”！

考古学界、历史学界的一个流行的调调是——
没有夏朝存在的直接证据！
你们是睁眼瞎，还是黑了心，还是你们懂个蛋的证据？！

考古学界这不懂那不懂，但很懂心黑皮厚地造谣撒谎。
比如，很显然，考古界高层已经知道中国早期青铜器所含异常铅矿源远在南非如意宝（Rooiberg）古锡铅矿，“本土起源论”已经天崩地裂，但这不妨碍一拨人炸着胆子造谣撒谎。
考古界高层当然也早就知道三星堆青铜文明来自南亚次大陆，没有任何可能不知道。

三星堆的异常铅，极薄的文化地层，无可置疑地证明青铜文明就是突如其来，来了就砸就烧，砸了烧了就埋，埋了就走。
遗址的印度洋海贝，有人强说来自中国东南沿海！
遗址跟哈拉帕文明相同的刻划符号，有人强说是“古蜀国”传去了印度！
遗址出土原产印度的棉织物，谎言家们根本不敢说了，只能说编织物！

三星堆等长江流域北纬30°一带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其造型艺术（如大禹形象）、纹饰图案（如大火纹、眼镜蛇和鸮纹）和文字（“炎天”）等，反复证明这是夏天子的专属重器。
异常铅则无可置疑地证明夏朝根本不在目前中国境内。
出土文物（包括刻划符）的类型比较又表明三星堆青铜文明跟哈拉帕文明关系密切。

四川三星堆、金沙遗址和湖南安化、宁乡炭河里等遗址对夏天子青铜重器一次性、大规模的砸烧掩埋，对至少600头大象、上千头鹿和各种动物一次性、大规模的屠戮，充分证明这是亡夏军民在流亡途中的仓皇之举。
考古学界所谓“祭祀坑”的说法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夏朝究竟在哪里，亡夏军民究竟来自何方？

关于末代夏都究竟在哪里的问题，其实只要认真研究一下商汤伐桀的路线图，对着东亚、南亚、西亚的地图认真看一看，这个问题不难解决，甚至可以说轻而易举。
然而事竟有大谬不然者——中国学界折腾了两千多年，居然弄不清楚末代夏都在哪里，商汤伐桀的行军路线！

无论史料记载有多互相矛盾，商汤伐桀的基本面貌是清晰的——大军从一条大河的大拐弯处南边的山坳里（“陑”）突然杀出，向北进攻，发动奇袭。
决战在“鸣条”，此地在夏都“安邑”之西。
夏桀被活捉后遭流放，乘船沿“大水”“南行千里”，最后“浮于海”，死在“南巢之山”。
对着地图看一看，夏都在且仅在哈拉帕！

对商汤伐桀路线图的研究，充分暴露了“本土起源论”和“中原中心论”自欺欺人、误己误人的荒谬绝伦。
有人悍然妄称，夏桀是从山西坐船逃到了安徽巢湖！
如此谬论悍然妄称，从山西到巢湖有一条“南行千里”的“神秘的江”！
巢湖是湖，不是海！
中国文献史料记载的“大水”就是印度河！
印度河南行千里通向大海！

关于商汤伐桀的年代，清华李学勤和北大李伯谦们领导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神奇地”断在公元前1600年。
从工程简本报告来看，这根本是拍脑袋的臆测妄断。
可是，这个臆测妄断其实有一个断代工程根本不敢说的原因——史料记载，商汤十三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
公元前1600年，几乎就是“朔旦冬至”。

“朔旦冬至”就是阴历十一月初一当天，阳历二十四节气的“冬至”交节。
既然史料记载商汤十三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断代工程一定会去翻陈年历史的流水簿的——翻来翻去，只有公元前1600年1月3日这一天算得上是“朔旦冬至”！
可这一天按今天的纪日干支体系回推，不是“甲子日”！
这个事情哪能、哪敢公开讲！

对照《六十甲子序数表》，“己卯”日比“甲子”日晚了15天，李学勤李伯谦们哪敢公开面对公元前1600年1月3日不是“甲子朔旦冬至”这一事实。
根据今天的纪日干支体系回推，当天是己卯日，而不是甲子日，老李们敢公开讨论，断代工程就是死路一条全盘崩溃。

考古学界、历史学界，当然包括断代工程，长期以来有一个妄念，就是“假定”从西周以来，甚至从殷商以来，到今天，纪日干支是连续不断的。
断代工程以为这个假定“很重要”，其实这是断代工程的灭顶之灾。

刘次沅和江晓原，当然还包括两千多年来古今中外的研究者，就是在这个灾难性的假定下，研究武王伐纣伐纣牧野之战的“甲子日”。
注意——古今中外的研究者都是对着按今天的纪日干支体系回推的西周乃至殷商时期的历表去找“甲子日”，找出“甲子日”来，再用天文软件核对当天的天象是否符合史料文献的记载。

刘次沅和江晓原，当然还包括两千多年来古今中外的研究者，对先秦天文历法其实一窍不通，根本不懂，完全不知道先秦时代华夏文明观象授时绝技所用的观测坐标体系如何划分——不知道二十八宿是黄道坐标，不知道二十八宿每一宿每一度起点在哪、终点何处，当然也不知道根据二十八宿来划分的“十二次”如何划分。

史料文献对牧野之战“甲子日”当天的系列重大天象记载是很清楚的，特别是周景王时期的伶州鸠，讲得很清楚，太阳在哪里，月亮在哪里，木星在哪里，南斗斗柄处有一颗行星等等。
古今中外研究者不懂天区划分，没法根据天象记录去找“甲子日”，而是对着历表去找“甲子日”，结果没有一个找出恰当的日期！

西方汉学泰斗倪德卫，曾经在《纽约时报》上公开扬言要将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撕得粉碎”。
老倪也研究过牧野之战“甲子日”，但他断言，伶州鸠的天象叙述是后人伪造的！
没有例外，老倪也是对着历表去找“甲子日”，找出来的日期根本对不上天象记录！
若不是我自己掏钱买的书，老倪的大作也会被我撕得粉碎！

断代工程用了中科院陕西天文台刘次沅的“考证”结果（图一），没有采纳江晓原的“最优解”（图二），江各种不服，企图“回天”。
江是天文学家席泽宗院士的博士生，搞了断代工程，当了上海交大科学史系的院长博导，值了不是，算了嘛。
没有例外，刘江对着历表找的“甲子日”，根本不符合伶州鸠叙述的天象！

2500多年来，我在人类历史上首先弄清楚了华夏观象授时绝技所用的坐标体系：十二次、二十八宿、二十七宿、六十四卦黄道天区。
我用三天时间就解决了牧野之战“甲子日”的千古悬疑。
如果我一开始就知道，牛鼻Plus的老祖宗们居然还用六十四卦黄道天区坐标，指天发誓，我三分钟就能解决战斗！
No kidding !

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甲子日”，是且仅是公元前1059年12月9日，系列天象完美符合文献史料记录！
但是请注意，这一天，按今天的纪日干支体系回推，不是“甲子日”，而是“己卯日”！
今天的纪日干支体系，比西周时期的纪日干支体系，已经加多了15天！
夏商周断代工程，沧海一声笑，强撸灰飞烟灭！

今天的纪日干支体系，比西周时期的纪日干支体系，加多了15天！
我对西周乃至殷商纪日干支体系的复原，完美解决了一系列重大悬疑，包括李学勤们抓耳挠腮胡言乱语的殷商甲骨卜辞日食月食记录。
我乃华夏量天尺脚趾头先森，全球哪个泰斗敢跟脚趾头来决一死战！
脚趾头保证你的每颗星星都化作漫天流星雨！

绕了一大圈，回到商汤伐桀的重大课题，商汤十三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公元前1600年1月3日——按今天的纪日干支体系回推，这一天是“己卯日”，不是“甲子日”。
李学勤李伯谦们根本不敢正视这一事实。
可是，天呐噜，这一天，按西周时期的纪日干支体系，偏偏就是“甲子日”！
夏商周断代工程，真是撞了鬼了！

尽管公元前1600年1月3日这一天实际纪日干支是“甲子日”，可是这一天却不是阴历十一月初一，而是初二；当年的十一月初一，实际纪日干支是“癸亥”——因此，“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的文献记录还是有一个小bug。
请注意，殷历很奇葩，图二，居然比其他的纪日提前了一天，所以当年十一月初一按殷历就是甲子日！

这样我就明白了，商汤可能在纪历方面耍了一个小花招，他老人家强行指认当年十一月初一为“甲子日”，并且将初二当天交节的“冬至”强加给了初一，这样就造成了“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的记录。
当然，殷周都将天明算作一天的开始，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不能诬蔑老汤——当年十一月甲子朔，就是甲子朔旦冬至。

甲子朔旦冬至，可厉害了，不要小看。这在古代会被视作“新纪元”的开始，适合举大事干革命。
所以老汤起兵，气冲斗牛气壮山河，痛斥“有夏多罪，天将殛之；桀有昏德，天命诛之”！
甲子朔旦冬至，好家伙，天命加身，跟我走，打进安邑城，每人一个妹喜，捆起来生娃！

且慢——说起“朔旦冬至”，尤其是“甲子朔旦冬至”，通常是特指“夜半冬至”，就是子时正到子时末（0-1时）之间冬至交节，这在古代是有特别讲究的。
如果阴历十一月朔日正逢甲子，又碰上子时交节，好彩了，这简直就是新纪元的开始，不干大事手脚都痒！

仔细看清楚了，公元前1600年1月3日，北平城（懂八区）冬至的交节时间是4：50：28，并不是子时交节。
如果一定要老汤碰上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老汤就一定不能在河南山西一带晃荡。
老汤当然不在中原嘛，夏都都远在哈拉帕，老汤当然在别的地方。
老汤在哪里？
在东四区的摩苏尔，老汤就解决了问题。

请大家注意，摩苏尔纬度北纬36°20′，安阳殷墟北纬36°08′——这不是偶然的。
我在精细研究过华夏文明观象授时绝技之后，就深深懂得——天文官世家为了确保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天文观测大数据的持续有效，必须在原观测地的相同或相近纬度地带进行天文观测，这叫作“同纬度观测和迁徙原则”。

只有纬度相同或接近，不同地点每天看到的日月五星的行度都是一样的，太阳从日出到日落在二十八宿中行进了多少度多少分，从日落到日出又行进了多少度多少分，昏旦中星是哪一宿哪一度，子夜中星又是哪一宿哪一度，掌握大数据的天文官世家一清二楚。
因此我确信，商汤的老巢就在摩苏尔。

摩苏尔啊摩苏尔，这附近的尼尼微是亚述帝国的首都，这里也是战车精良的赫梯人的老巢，无论是“兄终弟及”的王位继承制度，还是血腥残暴，赫梯人、亚述人和殷商如出一辙。

商汤的老巢在底格里斯河畔的摩苏尔，远征印度河畔哈拉帕的夏都安邑，伐桀大军必须穿越伊朗高原的山褶子，这毫无疑问是一次奇袭，完全出乎夏桀的意料。
从可能的行军路线图来估算，伐桀大军从“陑”（假定是海得拉巴）这个印度河畔的山褶子里杀出来，总里程大约3500公里左右。

武王伐纣的里程大约600公里，公元前1059年11月8日大军出发，12月8日就抵达了牧野排兵布阵，日行军里程约20公里。武王大军有数万之众，这个行军速度可以理解。

商汤的伐桀大军是6000死士，战车七十乘，敢死队可能是彪悍的骑兵，行军速度应远超武王大军。
假定商汤大军平均日行军60公里，从摩苏尔抵达海得拉巴，大约需要60天。
如果基本是步兵，那么行军速度可能只有每天30公里。

好了，公元前1600年1月3日，摩苏尔的老汤正逢“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这一年，真是老汤举大事的年份吗？
如果是，那夏商周断代工程就太好彩了，瞎猫居然撞上了死耗子！
我们对着还原了殷商纪日干支的历表看一看，就知道断代工程没有好彩，丁点儿都木有！

商汤大军第一战，是“戊子日”战于“郕”；第二战是决胜之战，“乙卯日”战于“鸣条”。三月丙寅，封赏了孤竹君。我们来参看一下公元前1600年的历日情况——

公元前1600年3月28日，这是商汤时期的“戊子日”，26天之后才是决战的“乙卯日”。
综合来看，商汤伐桀大军在印度河平原上的行军速度似乎现得过于缓慢。
如果这是正常行军速度，那么从摩苏尔到海得拉巴就得走上好几个月了。

这样算来，商汤伐桀的确切年代是且仅是公元前1599年，大军出动则是在公元前1600年的秋末冬初，不扰农牧时令，确保粮草充足。
公元前1599年3月20日左右，经过数月强行军，商汤伐桀大军突然从印度河口的山褶子里杀了出来，3月23日戊子日拿下夏朝南部重镇（假定是摩亨佐达罗）。
4月19日乙卯，决战鸣条。

夏桀御驾亲征，夏都安邑及周边大约十万军民立即开始了“战略大转移”——打包收拾夏天子数百年间积累的传国祭祀重器、各种宝物、珍禽异兽等，以至少600头大象为主力搬运工，浩浩荡荡沿喜马拉雅山南麓的“蜀身毒道”仓皇大逃亡。

这些亡夏军民，他们是羌族、彝族、僮族、傣族、苗族、瑶族、客家、侗族、畲族、土家族、仡佬族……三苗九黎，百濮百越。
华夏历史上最悲怆、最黑暗的一幕开始了。
乘马班如，泣血涟如，天高地迥，嚎呼靡及！

鸣条终战，商汤大军进入夏都安邑，发现这里已是一座空城。
商汤大军随后四处劫掠，很可能北上，摧毁了土库曼斯坦、伊朗和阿富汗接壤地带的古城古诺尔（Gonur），这是与夏朝关系极为密切的古城，必然是诸夏之一。

亡夏军民当年3月底从夏都安邑出发，经越南入境云南，北上四川，抵达同在北纬30°的三星堆时，已是秋末冬初。不但十万军民粮食不济，成百上千的大象、鹿、牛、羊、马等也面临绝境。
“带头大哥”做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砸毁烧埋大批传国祭祀重器，屠戮大象牲畜，随后沿北纬30°一带长江两岸继续向东逃亡。

商汤伐桀大军洗劫了夏都和周边地区，在中亚草原一带晃荡了一些年。
公元前1618年左右，爱琴海Thera火山爆发，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自然灾害之一，对周边地区，包括商汤的老巢，造成了长期灾难性的影响，摩苏尔已经不适合居住。
“河竭而商亡”，我认为这就是商汤起兵最重要的现实因素。

商汤后代诸王最后沿“玻璃和玉石之路”向东挺进，经黄河北岸的蒙古草原抵达东北，直到公元前1400年以后才南下中原。

商汤大军劫掠了大批夏朝重器，这才使得殷商的重器看起来跟南方的重器一模一样，实际上理所当然一模一样，并且还含有异常铅。
周人随商人东进，在周原停了下来，直到数百年之后的周成王时期，才进驻周公召公营造的新都洛邑。

湖北盘龙城第四期文化地层，年代测定在公元前1690年到公元前1500年之间，该地层出土含有异常铅的青铜器，比殷商突然出现在中原的时间还要早，为什么？
因为这是亡夏军民在公元前1598年前后带来的！
考古界胡言乱语，妄称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受到了中原殷商文化的影响！

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为首的三星堆考古团队，弄虚作假，妄称三星堆器物坑烧埋年代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隐瞒异常铅真实矿源，该当何罪！

在公元前1599年秋冬之际亡夏军民大规模经“蜀身毒道”进入目前中国境内之前，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商人率华夏诸侯国从东北大规模南下进入中原以前，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只是零星分布着一些“华南人种”土著，流动性很大，各族群在一个地方呆不到200年。
“华南人种”，说白了就是澳大利亚-尼格鲁人，是黑人。

关于目前中国境内石器时代各文化遗址的研究，我的时间精力不济，无法一一深入展开讨论，但我强烈推荐苏联学者瓦西里耶夫的论著《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尽管该论著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论断存在严重错误，但作者是一位严肃的学者，并且有机会现场考察过很多遗址，论述详审。希望海外推友推荐PDF英文版。

当我确证采用伊尹奇计征伐印度河畔哈拉帕夏桀的商汤来自摩苏尔，我就完全明白了司马迁哥哥的重要叙录：夏商周三代“世居河洛之间”；也明白了《国语》所载：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
夏商周三大族群原本都生活在两河流域，因为大旱，夏人首先迁都去了哈拉帕；商人又因为大旱，离开了两河流域。

夏人是何时迁都的呢？印度古文献给出了重要线索证据。
中国学界知道印度古文献的这条记录：古印度用二十七宿标记的最早夏至点，在阿失丽洒（柳宿）的中段；最早的冬至点，在但尼瑟陀（虚宿）的起点。
但是，在我之前，古今中外从来没有人知道二十七宿是黄道坐标，更没有人知道二十七宿如何划分。

我在研究《史记·律书》“八风”的天文历法记录时，发现了一个重大奥秘，这是一份用二十七宿为坐标，标记的某年天文历法特征，这个问题在此不详说，只说答案：这份记录标记当年天狼星正好是立夏点，黄经45°，这是公元前2325年，夏朝元年。
中国学界这群草包当然看不出来。
我知道夏朝用二十七宿！

我不但知道夏朝用二十七宿，还知道二十七宿的精确划分，所以我精确知道二十七宿的虚宿起点在哪里，柳宿中段在哪里。
当冬至点在二十七宿虚宿的起点，夏至点正好在柳宿的中点，这是公元前1903年的天文历法特征，比夏朝晚422年。
所以我立即确认，所谓“哈拉帕文明”，主要是夏朝公元前1903年迁都带去的！

我跟大家讲，“哈拉帕文明”能用二十七宿去标记冬至点夏至点，这一定是王朝专业天文机构的行为，没有任何可能是民间记录。
夏朝用二十七宿，最后的夏都在哈拉帕，因此古印度的二十七宿一定来自夏朝，这一点没有任何疑问。
哈拉帕文明始于公元前2500年前后，这是华夏文明从两河流域向东大规模扩张的结果。

哈拉帕在北纬30°附近，那么最早的夏都在两河流域哪个地方呢？
我已经论述过“同纬度观测和迁徙”的重要原则，天文官世家为了保证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天文历法观测数据的持续有效，必须遵循“同纬度观测和迁徙”的原则。
因此最早的夏都一定在两河流域北纬30°附近。
最早的夏都，是且仅是北纬30°附近的乌尔。

什么，夏朝不存在？你们瞎了么。
（1）toutiao.com/article/693485…
（2）toutiao.com/article/693560…
（3）toutiao.com/article/693672…
（4）toutiao.com/article/693710…
（5）toutiao.com/article/693792…
这不是以一人之力“挑战”中外学界，是“镇压”，“镇压”，“镇压”。

伊拉克，幼发拉底河南岸，纳西里耶的乌尔古城，这里百分之百就是早期的夏都。
夏朝都城，安邑。这里就是，大禹建都所在，北纬30°。
它的大庙，有一个阿卡德语的名称，Ekisnugal（大光明），所有中译都错了，歪果仁更不懂。
但是我一看就明白了，
Ekisnugal，正确中译：“明堂”。

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崇有德、章有道也，乃天子布政之宫。
不但如此，这是就是文献史料中最早的“中国”，在“昆仑”之南，其泉南流入中国，名曰“河”；“中国东南隅居其一分”，“中国东南皆际海”。
如果幼发拉底是“河”，那么底格里斯就是“洛”。不过，我觉得这是文献搞混了。

皇甫谧《帝王世纪》是一部了不起的历史著作，叙录大禹姓名“姒文命”，“字高密”。
大家可能不知道，“命”在古音方言中可以读作“mer”，没有鼻音或后鼻音。
皇甫谧的老师是席坦，我脑海里却浮现出功夫熊猫老师的形象。
席坦，肯定老糊涂了，而且讲一口闽南话！
姒文命，就是Sumer！
字高密，就是Gilgamesh !

大家要知道，Sumer 这个词，从来没有人知道其确切意思。
当我从大禹姓名“姒文命”释读出 Sumer，我就明白，Sumer 肯定是阿卡德语的“夏”，表示夏天、夏朝。
《圣经》中有“示拿地”，Shinar，我认为这是阿卡德语对“夏人”的音译。
最早的夏都是“安邑”，而“安邑”的古音方言正好可以读成“乌尔”。
考古界完了。

现在，我面临一个严重问题，上古华夏的王年断代，三皇五帝的王年断代。
从禹夏往上追溯，是虞舜、唐尧、帝喾、颛顼。这些上古华夏的王年断代究竟是怎么样呢？
我首先确证的，是颛顼的王年断代，颛顼元年是且仅是公元前2629年，铁证如山。
中国学界这群草包，完全看不懂史料文献对颛顼年代的重大展示。

伶州鸠讲得很清楚——十二次、二十八宿及其星占体系，是我大爷颛顼之所建，帝喾发扬光大。
十二次依次是星纪、玄枵、娵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
颛顼建立十二次，是搞什么？
中国学界这群草包完全没有概念。
我大爷发明了一把量天尺，用于度量太阳周年视运动位置！

我大爷确实牛逼Plus，根据我大爷的量天尺，“日至其初为节，日至其中为中气”。
这是几个意思？
中国学界这群草包懂个卵，或者懂个鸡拔毛。
这是说，每当太阳周年视运动位置抵达每一“次”的起点（初度），这就是二十四节气的一个“节”；每当抵达每一“次”的中点，就是一个“中气”。

我大爷颛顼时代实施的是“十月历”，就是以阴历十月为阴历年的年首，以阳历节气“立冬”为阳历年的岁首。
这叫“正月建亥”。
“十月历”，到秦代还使用，汉初用了一段时间，废弃了，用我大爷大禹的“正月建寅”。
正月建寅，以阴历一月为阴历年的年首，以阳历节气“立春”为阳历年的岁首。

十二次，是我大爷颛顼建立的，谁有意见？！
颛顼历，是“十月历”，谁有意见？！
十二次，起于“星纪”，谁敢有意见？！
星纪，懒得问你们意见，起于斗宿十一度，中点是牛宿初度恒星牛宿一。
于是，斗宿十一度，立冬，黄经225°；恒星牛宿一，黄经240°，小雪。
哪个忘八乌龟有意见？！

任何胆敢来挑战老夫的忘八乌龟崽子，用高精度专业天文软件向大家展示看一看瞧一瞧，恒星牛宿一，黄经240°，不是公元前2629年。
哪个敢。
为毛我说中科院社科院北大清华上交复旦各985名校都是粪窟烂校？
这么简单的事实，你们不能确认？
是你们妈逼你们不能公开确认？

各种崽子们不信狠，是吗？
看看韩国藏《天象列次分野之图》，在我之前，没有人看得懂。
正子位，冬至，黄经270°。
跟正子位相差30°的正丑位，黄经240°。
正丑位黄经线正好穿越牛宿起点、恒星牛宿一。
苏州藏石刻《天文图》亦复如是。
考古学界，蛋碎一地。

从文献记载，到文物实体，到专业天文软件复原验证，恒星牛宿一黄经240°，是且仅是公元前2629年，一举证明颛顼元年是且仅是公元前2629年。
颛顼元年是且仅是公元前2629年，中国考古学界顽固抱持的谬论“华夏文明本土起源论”，瞬间粉碎无形！
中国学界这帮卑鄙下贱的鼠辈，什么时候才能承认我的论证？！

颛顼元年是公元前2629年，史料文献又记载颛顼在位78年，“岁在鹑火而崩”。
岁在鹑火，就是木星位于“鹑火”天区。
中外学界有一个人能指出“鹑火”天区在哪儿吗？
夏商周断代工程装腔作势地研究武王伐纣牧野之战，伶州鸠说当天出现了系列天象，但没有一个专家知道鹑火在哪，房宿在哪。
中国学界这群丑类！

看清楚，鹑火天区在哪儿，初度、中段、末度分别对应哪些恒星。
鹑火天区起于柳宿八度，中段在张宿二度，止于张宿十七度。
颛顼元年公元前2629年，夏至点正好在鹑火中，张宿二度。
颛顼在位78年，死于公元前2552年，当年是不是“岁在鹑火”？
当然是。
于是颛顼的王年断代顺利确证。

论证了颛顼的王年断代，中国有文字记载的确切年代一下提升到了公元前2629年，大家知道不知道这项成就有多伟大？
长期以来，中国的确切历史纪年始于公元前841年周召共和，此前的历史都被当作“传说”处理，甚至日本历史学家叙录中国史，直接从公元前841年开始！
直到现在，中国学界都搞不掂此前任何年代！

论证了颛顼的王年断代，继位者帝喾的王年断代也好论证。史载帝喾在位63年，因此其元年就是公元前2551年，死于公元前2489年。
当论证了帝喾的王年断代，我立即意识到这位自名“夋喾”的大爷一定就是著名的古埃及法老“胡夫”。
埃及学学界确实有人论断“胡夫”元年是公元前2551年，且在位63年。
我泪如泉涌。

将帝喾跟古埃及联系起来，对我来说一点都不困难，因为我确知中国早期青铜器所含的异常铅矿源就在南非如意宝（Rooiberg）古锡铅矿，古埃及确实有含异常铅的青铜器，无论朱炳泉、李延祥、刘思然、陈坤龙、崔剑锋们如何造谣撒谎，铁的事实固若金汤。

史载颛顼死后葬于濮阳东郡顿丘广阳里，“大冢”，大坟堆子。帝喾也葬在这里。
众所周知，帝喾都城是“穷桑”，也就是“曲阜”。
大家有没有发现，“曲阜”的读音跟“胡夫”其实很接近？
大家知道“曲阜”两个古字怎么写吗？
一条大河向北流，河畔三座帝王大冢。
两道杠，三道杠，这是乾卦，表示帝王。
我泪如泉涌。

我揣摩“胡夫”（Khufu）的圣书体名号，小鸟符应该是汉字“乌”，当然我后来又知道这是多音多义字，还是“鸟”、“柳”、“律（陆吾）”、“鹓（王）”、“俑”。
我确信两角蛇就是“肥遗”，而且还是“父”字。
圆中三道杠，我确信就是“乾”。
反切拼读：曲阜！夋喾！
我泪如泉涌。
有网友读出这个名字时，也是泪如泉涌。

商人奉“阏伯”为始祖，阏伯是帝喾的儿子。商人迁徙到商丘，堆了一个大土堆，祭祀先祖阏伯的祠堂就在这个大土堆的顶端。
这个大土堆的规模有多大？胡宿在奏议中写得很清楚：高八十丈，周回（边长）二百步。
商人的度量衡是这样：1尺=16.8厘米，1步=5尺，1丈=10尺。
商丘大土堆，活活地就是一座大金字塔！

帝喾死后，传位给长子“挚”，“挚”在位九年，传位给了弟弟“唐尧”。
帝尧元年到底是哪一年呢？
皇甫谧《帝王世纪》叙录，帝尧生于“甲申”，“甲辰（年）即帝位”。
从帝喾去世的公元前2489年往下数，最近的“甲辰年”是且仅是公元前2477年。
这样我就知道，从帝挚时代开始，帝王驾崩有三年丧礼的制度。

帝尧元年公元前2477年甲辰，在位98年，因此死于公元前2380年。
帝尧在死之前，就已经将大权交给了虞舜，还将两个女儿嫁给了他。
虞舜是我家老大爷，族谱就是这么记载的，不服不行。
我家老大爷的事，我有责任有义务搞清楚，我说了算。
尧崩，“三年丧毕”，虞舜正式登极，史载“仲冬甲子，月次于毕”。

按三年丧礼制度，虞舜登极必然是公元前2378年，癸未年。
虞舜登极之时，出现重大天文历法特征：“仲冬甲子，月次于毕”。
这是什么意思呢？中外学界没有人懂的，懂的话早就没我什么事了。
这是说，虞舜登极当天，正逢“仲冬”“甲子月”，并且月亮正好运行到毕宿天区。
中外学界，谁知道毕宿天区在哪儿？！

干支月，是阳历月，子月的起始是“大雪”交节，“冬至”是子月的月中。冬至必然轮排对应着阴历十一月。
癸未年的子月，就是“甲子月”，这证明公元前2378年就是虞舜元年的论证得到了有力的支撑。
那么，虞舜登极当天，月亮正好运行到毕宿天区吗？
公元前2378年12月25日大雪交节，一交节就进入阳历“甲子月”。

看清楚，公元前2378年12月25日，大雪交节，一交节就进入阳历“甲子月”，当天月亮正好运行到二十八宿的毕宿天区！
这是一项重大的天文历法特征复原验证，无可置疑地证明我对颛顼、帝喾、帝挚、帝尧和虞舜的王年断代精确无误！

我先前讨论过，我在研究《史记·律书》“八风”篇时，发现这个“八风”展示的天文历法特征是且仅是公元前2325年，天狼星是立夏点，黄经45°。
我认定，公元前2325年（丙子）就是禹夏元年。
夏启元年甲辰，即公元前2297年。
大禹活了100岁，74岁代舜行天子事，公元前2325年登极，到公元前2298年癸卯，正好。

确定了禹夏元年是且仅是公元前2325年，我又弄清楚了一个大问题，皇甫谧《帝王世纪》叙录虞舜“七十九年壬午即寅（真），百岁癸卯崩”，这是把虞舜跟大禹搞混了。
公元前2325年，大禹74岁（虚岁），代舜行天子事。摄政五年，公元前2321年，舜崩，三年丧毕，大禹于公元前2319年壬午年79岁时正式登极。

颛顼元年公元前2629年。
帝喾元年公元前2551年。
唐尧元年公元前2477年。
虞舜元年公元前2378年。
禹夏元年公元前2325年。
中外学界服不服？！
不服就服药，最好是毒鼠强！

关于帝尧的王年断代，其实还有一项极为重要的证据，就是《尚书·尧典》所载的“四仲中星”天文历法特征。
“四仲中星”就是帝尧时代的天文官分别在东南西北四个观测点，通过观测确认——日中星鸟，日永星火，宵中星虚，日短星昴——由此测定回归年长为366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取得良好社会效益。

中外学界从来都不知道二十八宿是黄道坐标，更不知道每一宿每一度如何划分，起点在哪里，终点在何处，因此从来都弄不清楚“四仲中星”的实测年代。
日中星鸟，说明夏至点在星宿。
夏至点在星宿，最早是夏至点在星宿末度终点，最晚是夏至点在星宿初度起点。
这种节气点不断向西移动的现象，叫“岁差”。

2500多年来，我首先弄清楚了二十八宿是黄道坐标，而且弄清楚了二十八宿的精确划分——我还有制作矢量星空坐标图的手艺，因此可随时制作出文明史上任何地点任何时刻的南天北天二十八宿、二十七宿、十二次（黄道十二宫），以及六十四卦黄道天区矢量图，这对古代天文学研究和古史研究是可得诺奖的伟大贡献！

用我的矢量黄道坐标图，配合专业天文软件Stellarium去研究“四仲中星”，简直太方便了——
春分点在昴宿，公元前2861年--2068年；
夏至点在星宿，公元前2486年--1989年；
秋分点在房宿，公元前2675年--2319年；
冬至点在虚宿，公元前2583年--1859年。
因此“四仲中星”的实测年代就是公元前2486年--2319年。

帝尧元年甲辰，对照公元前2486年--2319年的干支纪年，很容易就能判断，帝尧元年是且仅是公元前2477年。
以这个年代为“坐标原点”，上可以推证帝喾元年为公元前2551年，颛顼元年为公元前2629年，下可以推证虞舜元年为公元前2378年，禹夏元年为公元前2325年。
中国考古学界，你们敢不放老实一点！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帝尧、虞舜到底是什么人物。
先前我已经讨论过，大禹定都在“乌尔”，就是“安邑”，这位大爷还被神话成了两河流域的传奇人物“吉尔伽美什”（Gilgamesh）。
既然大禹在乌尔，那么帝尧、虞舜肯定也在两河流域。
虞舜元年公元前2378年，公元前2325年让与代行天子事，故虞舜在位53年。

根据《史记》，“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也就是说，华夏文明古帝王彰显的“世界级”的美好统治，始于虞舜。
对比两河流域的“苏美尔王国”，有且仅有一位帝王、阿卡德帝国“国父”萨尔贡一世（Sargon），王年断代、名字和统治功绩跟虞舜极为近似。
从名字来说，sargon，g发成后鼻音，则 sargon 的读音就是 舜。

萨尔贡一世的主要统治功绩之一，就是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多种族多语言的世界级帝国，阿卡德语成为官方语言，其统治区域北至土耳其高原，南抵波斯湾。
学界认为，萨尔贡一世建立的帝国，打败和统一了诸多苏美尔王国，推广了“苏美尔文明”——所谓“苏美尔文明”，就是华夏文明，萨尔贡一世怎么就不是舜？

我对比中文文献史料记载的虞舜、大禹和周人先祖后稷身世，推测后世阿卡德人将虞舜、大禹和后稷的事迹混合在一起。
如周人先祖后稷就是一名“弃儿”，本名“弃”，而萨尔贡一世传说也是一位弃儿。
舜是商人的始祖之一，更早的始祖当然可以追溯到帝喾、颛顼乃至黄帝；后稷也是帝喾的后裔。

虞舜一定就是萨尔贡一世，他有阿卡德人血统，我推测其母亲是阿卡德人。
既然虞舜有阿卡德人血统，我完全不怀疑，就是坚信，商人和周人就是阿卡德人的两个族群。
后来的商汤，就是早期亚述帝国的老大，盘踞在北纬36°的摩苏尔一带。
周人，大约盘踞在北纬34°的巴格达附近，是犹太人的先祖，Jew就是“周”。

弄清楚了虞舜的身份，我们再来看看帝尧的身份。
帝尧名“放勋”，从来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在这里简单讲，“放勋”就是“房宿”圣书体象形文字的讹音误读，如同“公孙”。“房宿”，这是华夏天子的“明堂”。

帝尧最重要的特征是“彤车乘白马”，即四匹白马拉着红色的车。
考古学界都知道，目前中国境内出现马车是很晚年代的事了，晚至公元前1400年以后，殷墟亚长墓就出土了马车，国际学界研究认为，这是中亚或西亚来的。
因此，帝尧的“彤车乘白马”是考古学界不能相信的，尤其当他们顽固认定帝尧在目前中国境内。

真好彩，乌尔王族大墓出土“乌尔军旗”，测年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上面正好画着“彤车乘白马”！
有些只会怼天喷污的文盲丑类妄称“乌尔军旗”上拉红车的动物是驴！
如果没有我对帝尧王年的精确断代，如果没有《史记》的重要记录，丑类们大约还能搅浑水，现在搅个鸡毛呢。
这是高大的白马！
帝尧就是乌尔王！

朋友问我关于《尚书·尧典》“四仲中星”的详细论证。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反复深入讨论过。
今日头条的这一篇写得很细致：toutiao.com/article/704994……
古今中外都在反复研究“四仲中星”，但不可能成功，因为学界对二十八宿一无所知。
我发布了很多详细深入的天文考古科普文章，有心人有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