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逃出农村是我们的最大愿望，但是机会很少。那时不允许自由外出，几十年都圈在生产队一两里范围内。我十几年只去过很少几次吴集公社和马坪公社。去过两次沙洋都是步行几十里田间小路。在沙洋第一次看见汉江那么大的河，第一次看见轮船。轮船的喇叭声使我恐慌。荆门只是听说过，荆州只是个传说。 那时没有高考，最多读完中学就回家务农。只有极个别的先进分子能够被推荐上大学。我哥因为是学雷锋标兵被推荐上武汉大学的工农兵学员，但是他觉悟高，把机会让给了别人。后来还是被推荐上了沙洋师范，毕业后成为公办老师。

童年最恐怖的回忆就是批斗会。生产队社员白天要出工干活，除了忙月季节，每天晚上都要开批斗会。小庙大队其它小队我不清楚，我们四队批斗的永远是富农范维银一家。我那时被共产党洗脑，痛恨阶级敌人。但是对范维银怎么都恨不起来。他们因为成分不好，干活非常卖力，毫无怨言。我内心还很敬佩范维银老人 生产队总是把最重的活安排给他。每天还要批斗他们。例如走在路上顺手揪几个草喂牛，牛也是公家的。就会被当成偷盗公家财务被批斗好几天。或者他们家人说过那块田曾经是他们家的，被人揭发，那是妄图变天夺回自己的土地，要被严厉批斗。老人家白天要干活，晚上要低头弯腰站在会场被批斗，真是叫人不忍。

我记忆中，农民一年365天都在干活，从来没有节假日。农忙季节插秧或者收割，农闲季节修理水渠田埂。冬季都要到国家大型水利工地去干活。除了特别情况外，水利工地干活不仅没有收入，还要自己带米去生火做饭。家家常年备有像军人一样可以斜背在肩上的长条米袋。 除了忙月大家干活比较用力，水利工地固定土方任务必须完成没法偷懒。平时干活都是磨洋工，混时间。有次小庙四队全体社员一起修整队里的下仓库的禾场，一个星期没有搞完。队长过来了就假装忙着，队长不过来就闲聊。其实这点活一个人半天就干完了。

我小时候尽管身体瘦弱，但是稍大一点就要参加生产劳动。3年级之前要做一些放牛、捡稻穗、捡棉花等轻活，3年纪开始每天都是上午上学、下午在生产队干活，你如果不干的话就要扣父母的工分。忙月的时候，无论是插秧还是割谷学校都要放忙假，全时间参与生产劳动。生产队分为男将组、女将组和少年组，都要做 都要做一样的重活。
插秧的时候一个人插6行或者8行，后退着走。我插的慢，常常小伙伴远远的把我落在后面，他们帮我插几行，最后我一个人关在空档里。每次插到地头，腰疼得直不起来，坐在田埂上喘粗气。

这几天回忆童年的艰辛，每天都要哭一场。除了心酸，就是愧疚。愧对父母，愧对哥哥姐姐。这几十年我一直试图改变我家的穷困，可是一直没有。
我兄弟姐妹5人。大哥程应华同父异母，比我大20岁，我没有出生他就出去当兵了。我哥说58年到60年大饥荒的时候，大哥为了让弟弟妹妹多吃一口， 每次从食堂打回稀饭后一口不吃，说自己吃饱了。后来大哥自己去水利工地找父母，在漳河水库做苦力找饭吃。我长大后，过年跟大哥去给奶奶上坟，他都会爬在奶奶坟上哭很久。他说小时候我爸把他妈打跑了，都是奶奶养活他。

我童年最惨痛的记忆就是挨饿。饭菜没有油水，经常野菜煮稀饭。肚子撑的像青蛙，还是饿得难受。每天父母上工后，我就在家里把所有的坛坛罐罐一遍遍搜索，看能否找到一口吃的。有次头朝下栽进米缸里出不来，一直等父母回来才把我拔出来 。 家里找完了，就去外边在田边地角寻找，就像寻找虫子的小动物，看看有没有嫩草根野葡萄，吃的满嘴泥。有次看到邦福瞎子的菜园里长出一个黄瓜嫩芽，我赶紧用叶子盖上，怕别人看见。每天去看一遍，几天之后忍不住摘下来吃了。以后几十年，我常常梦见在野地寻找瓜果，醒来满嘴馋涎 。

我妈怀我的时候大饥荒刚过，疾病缠身。我妈上厕所，把我生在粪桶里，我差点被粪水淹死。我妈没有奶水，只好把我送给别人 。后来我妈舍不得，又把我抱回来，磨米糊养活我。我小时候天天都在病痛中，天天处于饥饿中，多次处于死亡边缘。我身材矮小，9岁才上学。没想到我还能活到将近60岁，真是个奇迹。 我们一家没有留下合影，父母一张照片也没有。我妈白天要在生产队干活，收工后还要缝补浆洗，晚上还要纺线织布，从来没有休息过。有次放牛被牛攻击，伤了脊柱，90度驼背，一直到死 。多少次梦见老母亲，我都哭醒。信主后，我还为死去多年的母亲祷告，希望上帝拯救她进入天国。

昨天有网友提起聂树斌案，认为给他平反是错误的。这位朋友一直很关心我，为我家出谋划策，我不愿跟他产生冲突，免得有人说我不知好歹。可是我多年关注冤假错案、关注上访人群，对那些被共党司法系统逼迫摧残的当事人格外心痛。公检法的残暴黑暗无法用言语形容。对于所有涉案人员，无论原告被告，他们都 ，无论原告被告，他们都会把你搞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那些刑事案件，特别是重大刑事案件，几乎都是打出来的。即使是抓到真凶，也不知冤枉了多少不知情的疑犯才搞出来的。很多被抓的人完全是假的，是因为被折磨的生不如死被迫交代的。即使他们知道被告是冤枉的，也一定要把案子做实，自己伪造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