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很多中国人去日本旅游，有人因此评论：中国人脚比嘴更诚实。

这里有个很明显的逻辑错误，相信你已经发现了，那就是，那些嘴上骂日本的，和那些去日本旅游的，很可能不是一伙的。『中国人』这个概念过于笼统，很可能还需要细分，否則就不足以说明问题。 中国人中有仇日派，有亲日派，也有『爱恨交织派』。

现在还能出国旅游的，大概多是生活较为优越、见过较多世面的群体。这样的人被党国宣传蛊惑的程度也要轻一些，甚至可以假定，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都应是亲日派。

如果不加辨別，把他們全定指认为仇日派，再据此而发表评论，出现谬误也就不足为奇。

最近把黃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和杉山正明的《蒙古帝国的兴亡》放在一起读了一遍，感想颇多。

在汉人敘事中，朱明代元一向被视为『光复』或『伟大复兴』，听着像解放军来了，但实际上，朱明王朝并沒有真的解放什么，它的统治比蒙元时期要残酷得多，也封闭得多，可以说是一场历时两百多年的大倒退。 在蒙元时期，国际贸易一度繁荣，海上交通和运输也十分繁忙，许多新作物、新技术和新发明就是那时传入中国的，其中就包括许多人为之自豪的白酒酿造技术。

蒙古帝国也不像传说中的那样歧视异族，无论波斯人、维吾尔人、藏人、还是契丹人和汉人，都可能被重用、提拔，成为高官甚至是宗教领袖。

先声明：我反对哈玛斯，这个组织应当被铲除。

自以哈战争以来，加沙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一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平民，还有很多孩子。有人会说，这是哈玛斯的说法，不可信。但同时死亡的还有那么多国际媒体的記者、那么多国际NGO的工作人员，这些人有名有姓，他們的死亡不会是假的。 包括大赦国际、記者无国界和人权观察在內的人权组织也对这种『导致大量平民伤亡的军事行动』发出批评之声，这些组织一向备受尊敬，但在这场战争爆发之后，并不意外地，他们也被很多人指责为『哈玛斯的帮凶』，同样不意外的是，在他們的推文下面，有很多中文用户参与诅咒谩骂。

李克强值不值得悼念是一码事，民众借悼念來表达什么是另一码事。

八九学运最初的由头是悼念胡耀邦，但沒过多久，民主女神像就立起來了。

其实胡李本是一路人，都是共产党员，胡就算好点也很有限。不过，当千万人以悼念他的名义走上街头，他是什么人就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人们到底为什么走上街头。 被悼念的李克强不再是李克强，而是某种寄托。

在许多人看来，李克强是最后一个可能制约习近平的人，是这疯狂列车上的最后一道刹车片。『习下李上』的传言之所以风行一时，也和这种心理有莫大干系。

虽然无所建树，但在习的衬托下，他的沉默和平庸也都成了优点，被说成是『相忍为国』和『忍辱負重』。

河南是农业大省，而农民又是受盘剥最重的群体，在过去几十年中，河南经历了普遍而严重的貧困。大饥荒期间，河南也是餓死人最多的地方。

人口众多，再加上長期的匮乏，人们的消費习惯和行为模式就難免会带有匮乏时代的印记，也一定会有人为了糊口而做一些急功近利的事。 『偷井盖』的事确实发生过，但数量並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多，同时，每个地方的人都有偷井盖的，河南有，我們山东也有，把『偷井盖』这事与河南人联系起來，，只不过是互联网时代的『三人成虎』。

过分节俭、对食物过分上心，乃至习慣性的小偷小摸，往往都是由贫困而生，或可称为『匱乏后遺症』。

最近有几位朋友都被限制出境，也就是『边控』，在以前，这种事还可以想想办法，比如找找关系，或跟有关部门保证你不会『危害国家安全』，他們也许就会网开一面。

但在习时代，连这点可能性也不復存在。当国安成为第一要务，边控也就成了制度性和系统性的控制手段，一旦上了名单，就很难撤销。 在我离开之后，有朋友被請喝茶，席间谈到了我，一位國保说：像他这樣的人，怎麼能让他走了呢？

这话或许可以说明当下的形势。也就是说，在习近平时代，『让你走』成了特例，『不让你走』才是常态。这也可以印证几年前我們常说的那句话：

人质外交的时代结束了，『关门打狗』的时代已经到來。

我小说里写过『党性』一词，说某个贪官『台上讲党性，台下沒人性』，后来这本书在法国出版，翻译写信问我：党性是什么意思？

这下把我考倒了，我在网上搜了一通，然后按标准答案回复：党性就是一个政党的固有本性，包括密切联系群众，还有组织纪律性⋯⋯

翻译老先生回复：你说的这些，是中文吗？ 党性是个异常复杂的词，词义常常变动，比如最近『两个维护』也成了党性之一，其实就是要忠于习近平，认他当老大的意思。你不承认他是一尊，那你就失去了党性。

还有一个词与此类似，叫做『支性』，前不久有个网红叫『北极鲶鱼』很喜欢这个词，说自己家里有9位数，还说別人『汁（支）性难改』。

中共十八大：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十九大：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2018年11月，习近平：我多次重申…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是党中央的一贯方针，这一点丝毫不会动摇。

2021年9月，刘鹤：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沒有变，將來也不会变。 在官方文件中检索『民营企业』或『民营经济』，你会发现，中国共产党一直都在『毫不动摇地鼓励和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但与此同时，民营经济的日子却一天比一天难过，孙大午被判了18年，新东方裁员6万人，俞敏洪跑到直播间带起了货。大量的企业破产、倒闭、注销，还活着的，多半也是在苦苦支撑。

一些西方人士会用『一半好，一半坏』这样的句式来评价习近平的防疫，『虽然清零政策搞过头了，但早期的那些办法还是有效的，降低了病毒傳播速度，中国的死亡人数也大大低于別国』。

这种观点我无法赞同。因为中國人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更重要的是，這場災難让习政府的权力扩张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 在我看來，习的防疫从一开始就是錯的、邪恶的、反人类的，沒什麼前一半和后一半之分，而是一个整体的和彻底的錯誤。沒有『前一半』的社区封禁，就不会有『后一半』的围墙和铁丝网。武汉时期能抓方斌张展，后来就一定会抓每一个稍有微词的人。从社区負責一切、控制一切，就必然会发展到大白肆意橫行⋯⋯

許多城市都出現松动跡象：坐公交不需要核酸證明了，餐厅恢復營业了，连门口保安都變得平易近人了⋯⋯在这一刻，可能有很多人都會想：习近平的清零政策就這樣結束了吗？在偉大領袖的親自指挥、親自部署之下，這场历时3年的瘋狂运动，就這樣灰頭土臉地收场了吗？ 如果真是如此，十几亿中國人確實可以暫時地松一口氣了，過去3年來，這殘酷的防疫政策就像絞索，让無數人艰于呼吸甚至窒息而死。但這樣潦草的收场無疑也將重創偉大領袖的声望，無數人都將明白，根本就沒什麼高瞻遠矚或深謀远虑，有的只是有权之后的恣意妄為和胡作非為而已。

北京的多所大學提前放假，這當然是为了避免出现更大規模的抗议，而我擔心的是，可能会有更卑鄙的手段等著這些勇敢的年輕人：當他們回到家乡，當地政府就会以防疫的名義把他們关起來，然後逐一審問、核對影像資料、檢查手机信息，再威逼利誘让他們互相檢舉指认⋯⋯然後，就是一場又一場的腥風血雨⋯⋯ 我曾经長期与警察打交道，有一些经验或許值得參考：第一，相信自己沒犯罪，不要被他們吓倒，當他們提起『承担法律後果』之類的话，其實他們自己也沒當回事。第二，你的陳述將是最重要的證據，所以，關於自己的事，一概回答『沒有』『沒去过』『不知道』，不太重要的細節，可以说『記不清了』。

多年之前，我曾旁聽過一堂輔警受訓的課程，一位领導聲色俱厲地訓斥一群剛從農村招募來的小伙子，大意是：對違法犯罪分子，該下手就下手！你對他們手下留情，我告訴你，要是出了什麼事，我可不會對你手下留情！警告、開除都是小事，還要追究你的法律責任！ 這種培訓會教授一些知识或技能，但更重要的是讓他們放棄同情心，把人變成絕對服從、永不質疑的工具人。在那時候，這學問還很粗糙，后來就越發精細嚴密，可以更加高效地剝奪人的『善良本能』。然后就是那些頻頻發生的臨時工打人事件，以及我們剛剛領略過的，上海大白们那義不容情又義正詞嚴的出色表演。

普及點中南海常識吧：政治局會議和常委會議是不同的。政治局會議一般一月一次，常委開會則沒什么譜，很難知道他們多久聚會一次，聚會時说些什么，我一直好奇那七个人會不會在會議中拍桌子跳腳罵娘。這種會議的內容基本不對外公開，但時不時地，也會有一些決議或講話出現在電視上，比如5月5日的這次。 這种上新聞聯播的常委聚會，毫無例外地，都有一場重要讲話。講話的目的基本都是為了『統一思想和認識』，以這次聚會為例，就是要『把全黨全國統一到動態清零的正確路線上來』。這大致可以说明，該黨內部已經出現了另一種聲音，甚至是另一條路線。具體說來，就是動態清零與精准防控的兩條路線之爭。

在墙內的時候，我也常常轉發、評論某些敏感事件，這固然是出于義憤和正義感，但其中也包含了某種幻覺：似乎我轉發了、評論了，就等于我為這事出過力了，就可以免除我的道德責任了。其功用大概可以類比善男信女們的『放生』——雖然我一直吃肉，但偶爾去廟裏放一次生，就能证明我依然是個善良的人。 我的轉發和評論有一點風險，但風險不大。我只要動動手指、敲敲鍵盤就可以實現『靈魂的救贖』，實在太划算了。即使要说點什麼，我也會盡量說得含混、晦澀、模稜兩可，很少直指問題核心。更重要的是，在那些更為重要的事情上，比如維吾爾人和藏人的遭遇，比如香港的反抗，我幾乎從來都是乖巧地默不做聲。

1958年，因為大煉鋼鐵，大量的人手被調去砍伐林木、修建土高壚，導致有糧無人收，無數糧食白白地烂在地里，然後就發生了那場餓死几千萬人的大飢荒。六十几年之后，因為這場無視科學與現實的大防疫運動，春耕都成了違法活動，雖然看不到統計數字，但可以相信，這一定會導致大量農田拋荒及糧食產量銳減。 目前還不知道情況有多么嚴重，但如果糧食產量減少達到10%，那就意味著災難不遠了。有人會想，只要有錢，還怕買不到糧食？這想法基本是錯的。2021年中國進口粮食已超過1.6亿吨，價值估計超過1500亿美元。而在2022年，因為烏克蘭戰爭等因素的影響，糧農組織已調低了產量預期，這意味粮食價格將繼續走高。

像上海這樣的超大型城市，每天所消耗的米、面、油和肉蛋奶都是驚人的數字，粗略估計也在兩萬噸上下。每天兩萬噸。
無數的載重卡車、火車和轮船晝夜不停地運送才能保障供應。在平常的日子，因為商業及物流的有序運轉，人们很容易就會生出『供應充足、衣食無憂』的幻覺。但事實上，這一切都很脆弱。 在中國這樣的國家，一道魯莽的行政命令就可以讓整個城市的供應系統陷入癱瘓，這就是上海正在發生的事。因為這种『防疫壓倒一切』的政治選擇，商業和物流系統陷入停頓，大量的貨物運不出、送不到、不僅造成了驚人的積壓和浪漫，也讓無數人處於匱乏和飢餓之中。所謂『壓倒一切』，其實壓倒的就是你。

因為CCTV等宣傳機器的誤導，墻內的許多人既不了解世界形勢，也不清楚奧米克戎到底多么危險，許多人擁護黨國的這種過分嚴厲的防控政策。『如果放松管制，就會導致病毒蔓延，就會導致醫療資源擠兌，就會導致大量死亡。』這種焦慮并非空穴來風，在一个缺乏基本保障的國度，人们也有理由為自己多擔一點心。 但還是有幾個事實應該澄清，1、在這個國家，平民的安全與福祉向來不是重要問題，那種『國家這么做是為了保護我』的想法其實是表错了情。2、過度防疫所帶來的次生災害讓許多人絕望而死，再加上難以估量的經濟損失，以及可能帶來的長期后果，每個人都應該問上一問：這樣的政策還要持續多久？值嗎？

最近這些年，我几乎沒用過『很男人』『真爺们儿』之類的词，也會有意识地回避『娘娘腔』『婆婆媽媽』『弱女子』『娘们似的』等帶有貶義的詞彙，也包括『巾幗英雄』『不让须眉』這樣的贊美之詞。有人可能會说，這難道不是自我審查嗎？確實是。不過我覺得這種自我審查是好的、有意義的。 还有另外一些，比如不用『解放前』『解放后』，代之以1949。直呼毛周之名，不用『主席』和『總理』，除非是用于嘲讽。，不用『三年自然災害』，代之以『大飢荒』。不用『反右』，代之以『對知識人的迫害』。盡量不用『人民』——這個词本身沒什麼問題，只是不想跟他們一樣——代之以『国民』或『平民』。

近来常见有人说『海外民运30年一事无成』，这种指责极不公平。民主事业是这世上最艰难的事业，曼德拉光坐牢就坐了26年，中国的李旺陽也坐了22年，瓦文萨、哈维尔等人也曾长期系狱，长期劳而无功。被斯大林流放的俄羅斯人，要等到戈尔巴乔夫时代才能看到一线曙光，但沒想到迎來的还是一个残暴的独裁者。 这是『白骨垒成的塔』，需要一代代人的前仆后继。前一代人死于艰难绝望，他們的后辈踏过尸骨继续前行，很多人都将成为时代的沉沒者，但他們的尸骨所发出的微弱磷光，依然可以照亮后来者的道路。能夠堅持到底就已经是了不起的壮举，就像里尔克的名句：哪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

共產中国的黑幕政治血腥殘酷，但其實沒什么政治智慧可言，也谈不上有任何高明之處。把北京那些頭頭脑脑放到民主國家，估計他們連个區议員都選不上。他們不會跟選民打交道，也不知道怎樣與真正的记者交談，在電視上出現總是一副笨拙的樣子，滿嘴令人厭惡的套話，但他們還要自鳴得意，覺得那是谈笑风生。 許多中國人都欽佩、稱頌毛泽東的政治權謀，但根據亞歷山大·潘佐夫的發現，這些所謂的權謀不值一哂，無非是比對手更陰、更坏、更毒，再加上幕后金主斯大林的支持而已。這跟金正恩清洗黨內元老時干的那些沒啥區別，可能金正恩還要更高明一些，他可是全靠自己，又沒有哪个幕后大老板支持他，對吧。

離開中国之前，張愛玲曾經跟團去杭州旅遊，導游安排去楼外楼吃螃蟹面，张愛玲的吃法不太一樣，面條一口不動，只吃上面的澆頭。那大約是1952年，中國生活正在一天天變得艱難，她自己也覺得這種吃法不像话，『有點造孽』，直到近十年后，她心有余悸地想起此事，说當初要是走不成，恐怕難免要因此被清算。 張愛玲是1952年7月離開的，大約已經是最后的關頭，直到很多年后，她還能想起辦理出境手续時的艱難，她沒说自己是個作家，警察也不知道她是誰，但脸色很不好看，『警察立刻沈下脸來，仿佛案情嚴重，就待調查定罪了。』可以想像，她一定也會感覺緊張甚至恐惧吧，不過她并沒有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