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送中時候我講過，香港這一課很長很複雜，往近了講也要從二十年前的二十三條遊行說起。往遠了要講1820年代清國和英國的海上貿易。但核心是，香港就是與中國大陸不同的、有自己堅定價值觀念的城市。越了解香港，越不會出現與香港人的衝突。別的不說，維園三十年燭光，這個不論如何感謝都無法表達萬一。 過去我常說，香港猶如中國大陸的體外U盤和記憶體，為中國保存了大量中國大陸不可能保存、記憶的歷史，記錄了那些罄竹難書的罪惡歷史。這當然不是香港的份內之事，但這正是香港價值的體現。沒有香港的記憶，中國歷史就是虛偽和殘缺的。

我2008年第一次去台灣，在自由行之前都是訪問簽證。自由行2011年才開放了京滬廈三城，2015年擴大到47個城市。2019年取消，滿打滿算才四年時間。在中國歷史上，這其實是個意外，不算常態。 中國允許個人旅遊名義申請護照大概是03、04年。我是05年才申請的，五年有效期。2008年初才達成中美旅遊協議，還得參團。你回頭看看過去二十年的歷史，結論就是還算正常的日子沒過幾天就開始亂七八糟的折騰。改開四十年來，封閉是常態。

廣西文革吃人事件，鳳凰週刊2007年有過報導。當時記者從當地的官方文件摘錄的內容，看得我不寒而慄。那時候《墓碑》這本書還沒有出版，是我第一次讀人吃人的細節。三伏天在空調房裡看得直冒冷汗，寒毛直豎。 再後來就是2009年讀《墓碑》，看得很鬱悶以及難過，時不時掩卷呆坐，胸口如壓巨石。《墓碑》是我讀得最慢的一套書，前後花了四個月才斷斷續續讀完。對於極權的體驗，不是抽象的紙上的，而是非常具體的、讓你的肉體感到窒息的體驗。

有人問我，為什麼要站王小山。1、首先小山在做對的事。他批評毒奶粉後幾乎是被追殺了，到了香港，給我講述過，全過程我是知道的。2、八九年，他是絕食第一批學生，我很佩服。3、和小山認識二十年，有很多不足為外人道的朋友間的事，讓我無比信任他。4、我的第一本書，小山第一個給我寫了腰封。 確實如海燕所說，在大是大非的問題面前，不糊塗。我和小山在一些問題上也有爭執，但不影響交情。我喜歡人的品質裡，一是善良，二是勇氣。比如絕食這事，我做不到，做到的人就是有勇氣。

今天是魯迅的生日。
我還是建議多讀一點魯迅，他對中國人的洞察無出其右。 真正讓我開始反思「中國人」這個問題的書籍，不是柏楊那本《醜陋的中國人》，而是魯迅的小說和雜文。

但凡對中國政治稍微了解一點都不會信這些流言。說句不好聽的，他們編得都不如北京站進站口賣的地攤文學。當然地攤雜誌也不是一無是處，至少可以在車上蓋方便麵。 這是一條時評推，然而想起來當年在綠皮火車上方便麵加榨菜加香腸，居然有點餓了！我去做飯了。

轉發葛兆光老師的一個發言稿。這裡面有句話，余英時先生把政治中國、文化中國、地理中國、思想中國四個概念區分的非常清楚。
mp.weixin.qq.com/s/6F84Q7UxLIrk… 為什麼想說這個，是因為推特上好多怒斥民族性的反支人士，好多逞口舌之快的發言我也看不下去。理解中國的複雜，理解中國問題的複雜，本身就是個不斷尋求思想突破、超越自己認知侷限的事情。

中國社會治安其實沒好過幾年，對環境天然不信任。九九年我第一次去杭州，窮學生住在中國計量學院招待所，一屋子睡四個人，三個都有絡腮鬍子。我不敢脫衣服，抱著書包胡亂睡了幾個小時，第二天一早跑去浙大宿舍睡。那就是因為從小父母教導的，各種沒安全感。 小偷小摸那就更不要說了。我爸送我到南京上大學，幾千塊學費縫在外套裏面的夾層，到了學校撕開的。火車上也不敢睡，他看書，我睡一會兒。我醒來看書換他睡。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

說李佳琦帶的最後一件貨是六四顯然是段子手的輕佻。一個大學未畢業的四線城市青年，曾經是中國互聯網崛起的標誌人物及偶像，像個螞蟻一樣被踩死。如果你不是趙家人，那麼你的偶像只有周小平和孤煙暮蟬這樣舐痈吮痔的噁心小人。是不是很沮喪。 以前我說過，每一天都是敏感日。作惡多端就是G點太多，禁忌太多。文化行業尤其是，二十年前到報社，老編輯們會教我們什麼是報導禁忌。那時候禁忌大概只在新聞領域。現在蔓延到商業領域。我經常覺得審查帶來的GDP損失可能比創造的更多。好萊塢電影裡可以炸白宮呢。

我02-09年一直住軍博邊上。吃飯通常就在木樨地、羊坊店這一帶。03年6月3日晚上，在木樨地25號樓背後的小賣部買煙，很多大爺大媽在樓下乘涼。一個問另一個：外邊兒怎麼那麼多警察，出事兒了？一個說：六四啊。大媽說：唉呦喂真是的哎，這轉眼都十四年了。那段對話我記得特別清楚，他們應該都是親歷者。 那段對話特別家常特別隨意，但可能也恰恰因此，讓我覺得那是一段已經嵌入生活與記憶而無法改變的歷史。他們對警察每年在此地的巡查已經習以為常不覺有異。每年此日木樨地、天安門此地無銀一般的關閉地鐵口，更是提醒大家這裡發生過什麼。

許家屯回憶錄裡有個細節，到港之初，受港府之邀去跑馬地看賽馬，許戴了一個墨鏡，英國人和香港人都很詫異。回來才請教別人，原來這樣的場合不能戴墨鏡。後來慢慢學習在香港衣食住行的基本知識。當時的中共幹部確實也是自卑，內心是服膺資本主義的繁榮的。現在確實不一樣了。 值得一提的是，許家屯回憶錄和周南回憶錄值得同時閱讀，馬上就知道六四對中共的巨大衝擊。八九後的轉向，所謂坦克帶來的繁榮，其本質是什麼，就是流血換來的九二年後的第二次改革開放。

我高中英語老師也是廣場學生，當年還出現在電視裡站在一輛坦克上。他從來沒有跟我們講過他的廣場經歷。他一再強調學英語的重要性，以後一定出國看看。苦口婆心的，還帶我們讀了好多課本以外的英文材料比如BBC的報導之類的。我這一代就是天然親美親西方，沒什麼好迴避的。 童年就是可樂、貓和老鼠、米老鼠、聖鬥士、一休哥，美日文化產品伴隨到少年，聽港台歌曲，粉港星，看香港小說和影視。所以對外部世界或者說美日港台的好感、期待是非常明顯的。想不到我們那時候形成的價值觀念，在中年的時候，居然成為背叛的罪證。這個不論如何不能接受。

大學第一週上當代文學。老師是個著名的文藝批評家我就不點名了。他說，這個學期我來給大家上當代。當代文學沒什麼好講的。前十七年一片空白，中間十年人間地獄，八十年代初有幾篇可看的作品。那場大屠殺之後又陷入一片死寂。好了，當代文學我講完了。我們都愣住了，老師，啥叫大屠殺啊？ 老師不屑地說：這屆學生素質不行啊，連這個都不知道？來來來，我給你們講講。然後講六四講了一個禮拜。那時候六四才過去九年，就像我們現在談論2013年一樣，並不遙遠。現在課堂都有攝像頭了，哪個老師敢講。再說這個老師現在也退休了，才能說這樣的事。

不研究台灣的人是不知道的。「一個中國」和「一個中國原則」，區別非常大，甚至是相反的表述。就是這麼神奇。

https://twitter.com/USA_China_Talk/status/1528235347057967109

補充一下這條：「一個中國」是指被各自表述的「一個中國」，是公報裡被「noticed」那個「一個中國」。而「一個中國原則」則是「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即PRC」，一中原則隱含的深層話語即「一國兩制」。這是美方不可接受的。

2003年非典的時候，我住宣武區馬連道。社區每天發兩包代煎好的中藥湯劑，我收到就扔了，後來跟社區說我中藥過敏，他們就不發了。現在上海喝中藥還要給社區拍視頻。二十年過去了，中醫藥割韭菜還是借助行政力量實現。 後來我做新聞，2006年遇到魚腥草注射液的事情，死了不少孩子。我是經手編輯，查閱了大量資料，記者的幾篇稿子也都在新京報發表了。沒什麼用。又過了十來年，柴胡注射液也被爆光了，但中藥注射液這個破玩意照樣還在大量使用。

今天見了前不久從上海逃出來的一位台灣朋友。在三月的江南紛亂之中，陪伴他八年的貓貓喪命於煙台某個國際寵物托運公司之手。他本人則一波三折的在蘇州、上海、無錫之間轉輾，最後從無錫飛成都轉深圳再飛東京。整個故事跌宕起伏，一切大小決策都是在巨大的不確定下做出，能出來真是太幸運了。 他講述從三月初開始，所訂的國內航班一再被取消，不論是虹橋機場還是碩放機場，只能多買航班，看運氣。臨行前還在考慮，是不是高鐵去深圳。打了深圳機場、高鐵站、深圳衛健委的電話確認是否可以從深圳出境。手上拿了不同時段的多份核酸報告，應對任何地方任何時間點的核酸要求。

五零年元旦，余英時在香港探望父親後北歸，誰料火車在東莞故障，停車修理四五個小時。就在這段時間裡，他做了一個改變自己一生的艱難決定——不回北京了。在廣州住了一宿，再次到羅湖。因為入港的簽證已經失效，於是重金找了一個黃牛買通香港入境的警察，再次到香港。 張愛玲五二年離開中國之前，先是參加了兩個月體驗土改的作家采風，其實是培訓吧，然後無法忍受而來到香港。五三年，她的父親在上海去世，她也放棄奔喪。那些聲稱張愛玲是「潤學祖奶奶」的人，要看到，離開中國是要付出代價的，可能還不小。要沙盤推演各種可能，能不能承受代價？

多說一句，其實每年中國通過長期簽證移居境外的總人數比較穩定，14w—15w，約相當於中國人口的萬分之一。直觀一點說，比考上北大清華難。如果自認不是萬里挑一的人，移民總會有這樣那樣的困難，不是學歷不夠就是錢不夠，要麼年紀大，要麼英語差。 在實操過程中，不僅需要滿足各種各樣的條件，但最關鍵的是決心和勇氣。甘蔗沒有兩頭甜，你要得到一些東西，就必須放棄一些東西。有人還想火中取栗，刀口舔血，想在國內多掙兩年錢，但你失去就是時間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