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义无反顾的为党牺牲肉体、奉献灵魂后，会得到你想要的吗？
关露，电影《色戒》的女主角原型，上海四大才女中最悲剧的人物，也许能偶回答这个问题。关露作为国立中央大学的高材生，在文艺界戏剧界出名很早， 中国人至今耳熟能详的歌曲 “春天里来百花香“就是出自关露。关露于1932年被中共秘密吸纳， 加入左翼作家联盟。1939年，中共和汪伪政权情报头目李士群建立了秘密联系，派出关露作为联系人，她以李身边红人身份潜伏。
关露多年来都是左翼形象，突然委身汪伪政权高官，等于自毁人生自断后路。中共为了说服关露，利用其同为地下党的男友为诱饵，承诺完成任务即将两人一调往苏区、恢复名誉。随后，

在七十多年的宣传中，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皆把“报效祖国”当做无可置疑的政治正确。这对吗？

我已经讲了很多回来报效祖国，却被祖国报销的悲惨故事。自私一点说，惨死夹边沟的知识分子们如果选择留在海外，即便不能为祖国做出贡献，也至少可以为学界做点贡献。淹没于黑暗，不仅不为黑暗所同情， 反而为其所嘲笑。这不仅是对自己、对家庭的不负责任，也是对整个民族、整个世界的不负责任。

人类的知识，本身是不分民族，没有国界的。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哪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你为知识的添砖加瓦，都是在不同的侧面推动文明的进步。大部分的现代科学技术都产生于西方，但是最终都是造福人类。

那些1949年后被周恩来亲自召回的知识分子，什么结局？
有“中国计算机之父” 之称的董铁宝，是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博士，参与了世界上第一代计算机的设计、编制程序和使用。1956年，在周公的多番邀请下，董铁宝和夫人植物学家梅镇安，带着三个孩子回到北大任教。1968年10月，北大掀起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他的海归背景成为“特务”指控的重点，被关押审查，不准与家人见面。关押期间董铁宝不堪受辱，上吊自杀。刚上中学的子女被下放农村。

另外一个1955年被周公亲自从机场迎接回来的留美教育学博士董时光，连自杀都没有赶上，直接被当做“大右派”毒打致死。他在美国的时候曾经大骂美国人出兵朝鲜，不可谓不

董坚毅可能是史上唯一被人吃掉的哈佛大学医学博士。

1957年，甘肃省在酒泉的戈壁滩中一个叫做夹边沟的地方建立了劳改营，先后有三千多名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被送至此地劳改，由于恶劣的生存环境，到1960年时，只有三百多人存活。这些曾经名满天下的知识分子，为求存活，竟然到了人相食的地步。 董坚毅从哈佛毕业后，1952年被鼓动回国，带着妻子海归，在上海惠民医院工作。55年又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大西北建设，主动到兰州工作。结果在57年的鸣放中因为给医院领导提了几条意见被定为右派，押往夹边沟劳教。

1960年夹边沟迎来死亡高峰，每天都有大批劳改人员饿死，人相食比比皆是。作为医生的

中国历史上最憋屈的绿帽男，叫敬翔。他是五代时候一个很牛逼的谋臣。朱温能够篡唐成功，建立后梁，他的谋划绝对是第一功。敬翔虽然官至宰相之尊，但朱温并不尊重他，他把自己的情妇安排给敬翔当老婆，敬翔有苦也不敢说，只能带着绿帽子当宰相。
他稍微发点牢骚，老婆竟然当着他的面说：跟我睡的都是 前朝、今朝的大人物，你有啥可憋屈的？

后梁灭亡的时候，心如死灰的敬翔大哭，对皇帝说了一段透心凉的话：我虽然名为朝廷宰相，但三十年来，不过是朱家老奴而已。

亡国之日，这个老奴选择了自杀。

一个聪明绝顶的人，达到了传统人设最高的出将入相的标准的人，最终的自我定位，仅仅是个朱家老奴。

困境中，我们该如何面对世人的目光？

2017年7月，喜好摄影的我独自去了北非摩洛哥旅行。这是一个现代和传统交织的穆斯林国家。说它现代，大城市姑娘穿着时髦，甚至会主动和我沟通；说它传统，我拍风景的时候经常会有人冲过来，不准我拍照……

在名城卡萨布兰卡，我在看一个街头乐队表演的时候，发现 观众中有个老太太，衣着很传统，但是特别投入。在高潮处，她突然随着节奏起舞。这在穆斯林国家应该是禁忌——因为马上就有好几个男人冲上来围住她，大声责难。我虽然听不懂，但看情形也能猜出来应该是骂老太太伤风败俗之类的。

我正为老太太担心的时候，没想到她突然爆发，大声反驳，然后完全不理会男人

汉奸这个词是当代中国人不可或缺的攻击用语。这个词的产生和我的故乡——贵州有关。

贵州历来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化外之地，由臣服于中央的大小土司们实行自治。从1706年开始，满清在贵州推行“改土归流”，就是剥夺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力，废分封，设郡县。土司们当然不干，屡屡出现兴兵反抗的情况。这其中， 就有很多汉人参与谋划。汉人为什么要跟少数民族站在一起呢？

从朱元璋征伐云南起，就陆续有中原汉民随军迁居云贵。这些汉民聚族而居，流血流汗，好不容易才在艰难环境中扎下根来。而朝廷改土归流后，就要编查田地和户口，征收赋税，按时服徭役……满清统治对于他们，同样是异族压迫。本来千辛万苦才在

其实很早就有读者问我对于胡鑫宇案件的看法。我不说是因为在情绪化的发酵中，普通人其实并不需要专业意见。
首先要说，警察办案人员的素质是参差不齐的，所以存在明显流程遗漏的案件是常有的。站在专业素养的角度，尤其是本身办过类似案件的情况下，我理解很多人的愤怒，但对于某些明显搏流量的猜测， 无法附和。一个身体尚未发育完全的普通少年，你要说陷入了层层谋划的摘器官的大阴谋，这违背常识，不合逻辑。专业评价不是情绪化宣泄，真正的专业知识枯燥又无趣，甚至和普通人的认知相反。
我曾经经手过的很多案件都是上过媒体报道的。正因为如此，我深知媒体报道和现实侦查是有差距的。因为作为一线

1959至1961年贵州出产的茅台酒，有人谓之“血茅台”。为什么这么说？

茅台酒的酿造工艺，极为耗粮，有五斤粮一斤酒的说法。1937年，民国贵州当局曾颁布规定 ，严禁在荒年酿酒。但在国内面临史上最惨不忍睹的三年大饥荒期间，在人相食的惨况下，茅台却实现产量大跃进，3年间平均产量是正常年份11.5倍！ 根据《仁怀县志》记载的茅台酒厂历年使用原粮统计，大饥荒3年中实际用粮2260万斤。这是什么概念呢？仁怀县农民1960年人均口粮仅有334斤。茅台酒耗费粮食相当于6.7万人一年的口粮。

当时的贵州省实际上是个什么情况呢？仅举调粮支援酿造茅台几个县为例。调粮10万斤的铜梓县，1960年饿死41734人，人口

《满江红》这首名作虽然挂名岳飞，但其实并不是他写的，是后人的托名之作。但不妨碍它确实是一首优秀的词作。
关于岳飞秦桧，明朝大才子文徵明同样写了一首《满江红》来点评，内容非常毒辣 ：“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什么意思？就是秦桧不过是执行皇帝的意图罢了， 你直捣黄龙把两个老皇帝迎回来，新皇帝咋办？所以岳飞之死，在于作为一个拥有重兵的将领，他爱的国不是宋高宗的国。不死不行。
自宋以下，岳飞都是爱国主义当仁不让的标版，连满清作为金的后裔，也不敢撤他的牌位。但到了1955年，岳飞也没逃过铁拳。毛贼东当时住在杭州，对西湖边名人坟冢太多很不满，

极权最大的窘境，就是信用破产。就是说什么世界都怀疑，都不愿相信，所谓的塔西佗陷阱。

我们今天认为武昌起义是压垮满清最后的稻草，其实四川的保路运动才是，而是爆发的真实原因很搞笑，就是基于满清信用的破产。八国联军之役后，一屁股烂债的满清完全没钱了，想修路只能靠内部集资，铁路商办的 做法也就出台了。四川成立川汉铁路公司，筹资1400万两。这钱大部分是“田租入股”，也就是说四川人人有份入股。

但悲催的是路还没修， 1911年有300万两公款被一个叫做施典章的经理挪用到上海炒股（你没没错，上海1905年就已经有股市）亏光了。满清一看这些干部初心不行啊，就推出了“铁路国有”的计划。

2007年，我辖区的一个中学生失踪了。那个年代已经开始流偷小孩摘器官的说法，一时间流言汹汹。派出所按失踪人口找了很久，没找到。

一个月多后，一个农民在自己的果园附近、一处人迹罕至的荒岭发现了孩子的尸体，由于连日暴雨高温，尸体已经高度腐败，内脏全溶，白骨化了。但是衣服和随身物品以及DNA 检测都证明了身份。
这个案子压力很大，因为偷器官这个说法经过当时的媒体报道，甚至传到了北京。

荒岭肯定没有监控，但是通往荒岭的部分道路是有的。通过分析一个多月的监控，我们从一个一晃而过的半身画面中发现了一对熟悉的运动鞋——而我们在走访死者同父异母的哥哥时，碰巧见过这双鞋。最后的真相

1841年，《泰晤士报》的特派记者库克，跟随英军全程记录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他注意到满清百姓并不爱国。当英舰在乌涌炮台附近和清军激战时，珠江两岸数以万计的当地民众，热闹的围观，好像看一场与己无关的烟花表演。特别是清军船只被击沉，士兵跳水时，围观群众竟然发出阵阵叫好声。库克写道： “百姓涌到岸边……向正在炮击省城的水手售卖水果蔬菜，谁能明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1842年的镇江之战中，清军水师和英军在长江激战时，岸边百姓冒着枪林弹雨围观。当清军舰船被击沉时，岸上阵阵喝彩声。
在以抗英著名的三元里，前后有千余乡民服务于英军，主要做向导、马夫、

我的父亲参加了1979年的中越战争。他是一个炮兵营的指导员。当时我刚出生不久，他还没见过我。我奶奶成天对着母亲以泪洗面，担心我成为一个出生就见不到父亲的孩子。
父亲所在的部队是第一批攻占越南重镇凉山的。炮兵并不是最危险的兵种，因为大部分时候不需要和敌人短兵相接。但即便如此，普通士兵们 依然感到巨大的惶恐。父亲讲过的战争故事中，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
在抵达前线后，父亲手下的一个排长在执勤时自己用枪打伤自己，谎称走火，希望可以撤到后方；两个站岗的士兵互相对射受伤，谎称受袭，也是为了能早日回家。普通人就是这样，都是怕死的。听到打仗就兴奋的，恐怕都在央视的军事评论里。

一个中共官员如何安排、提拔自己的关系户和相好？我今天为大家讲两个实例。原广州黄埔区委书记陈小钢，一个副厅级官员，他如何操作呢？大家知道公务员考试有门槛，竞争激烈，如果按照正常途径，即便你是名牌大学，在千军万马中也未必成功。但对于实权官员来说，这根本不是事，因为他有自己的秘密通道。 陈小钢喜欢打篮球，他想安排一个专门陪自己打篮球的年轻人进公务员，但这个人极其平庸，根本过不了考公门槛。陈小钢如何操作呢？

中共政府内一般有4种身份：公务员、事业编、工勤、合同制，福利和进入的难度依次递减。他先把此人安排为工勤人员，这只需要一个走过场的萝卜考试即可；然后从工勤转为

我年少时最突出的特长是，绘画。虽然从来没有受过正规训练，但是也拿过小县城的绘画比赛一等奖。所以高考填报的志愿与绘画有关，浙江大学建筑设计专业。如无意外，我的成绩肯定能被录取。但是体制内干了一辈子的父亲觉得没有什么比铁饭碗更好，所以坚持要在“提前录取”一栏中填上公安大学。为此我们父子 大吵一架，几近决裂。中国式父母几乎都会把孩子当做自己生命的延续，在家庭关系中往往都是暴君的角色，一句“都是为你好”就扼杀了一切。

毫无意外，我很快就收到了公安大学的面试通知。我极为抵触，在面试的时候甚至不说普通话，故意用土得掉渣的家乡话回答问题。我内心的希望是，顺利落选。

在中国人的屈辱记忆中，鸦片战争是第一位的。但是鸦片战争这个词却是极大的误导。国际上对这场战争的称呼是“中英通商战争”。鸦片只是中英贸易争端的一部分。
事实上，种鸦片这件事，中国远甚于英国。远在1736年，也就是乾隆朝云南就已经有罂粟种植的记载了。1831年，面对国内鸦片种植泛滥的情况，道光 就进行过全国核查。其中十余个省份均上报了罂粟大面积种植的情况，但是由于 “土烟”质量远远不如英国的“洋烟”，导致烟民对后者趋之若鹜。
面对白银大量外流的局面，太常寺卿许乃济1836年甚至给道光提建议：听任国内种植，以抵制外来鸦片。所以满清禁止鸦片真的抵御外辱，为民着想吗？显然不是！最根本的

当有一天我们被喝茶，应该怎么办？

视频是2018年12月5日，中共广州黄埔区纪委胡克匡，找我喝茶的实录。因为我坚决拒绝签署认罪材料，他找我谈了3个小时。各种威逼利诱文攻武吓，但我就是不认不签。这是导致他们审查长达一年而无法入罪的原因。

这里我要告诉诸君一些应对喝茶的原则和技巧，请听好。 首先，历代文字狱的立足点都是“上纲上线、罗织罪名”，中共也不例外。单凭文字的证据一定是站不住，所以他们的审讯核心无一例外是利用普通人面对铁拳的恐惧，要求你“自认其罪”。

所以应对的原则是：认错不认罪。

所谓认错就是不要和他们硬刚，要柔中带刚，你说我犯错，可以认，甚至可以写保证书。

我读大学时候算是刺头。当时的系书记老赵，规定男生一律留板寸，我偏偏来个中分。之前我因为带头抨击学校官僚，早就和老赵结下了梁子，这次彻底激怒了他。公安大学的系书记掌握分配、人事大权，平时就很威风，老赵尤以专横著称。他在期末考试的那天，专门去考场把我揪出来，要求我剪完头发才能考。 剪完头发那还考个毛啊，我死赖着不从。僵持间，该门课的老师正好看见，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女老师。她把我拉到一边，悄悄说你放心去剪发吧，你就是交白卷，我也一定让你过！

那门课我确实交了白卷，而且也确实过了。那位女老师至今让我感念不已。但是我实在气不过，头发我是剪了，直接剃了一个光头！

我刚到美国时住在华人区，房东是一个沈阳人，来美已经18年。他以前在某个国企，后来下岗开过饭店摆过地摊，都没有挣到钱。迫于生计一狠心，借了一笔钱，来了美国。

他当时的想法纯粹是来打工挣一笔就走，所以跟传统的中国民工一样，特别肯下苦力。干装修曾经连续50天不休息，凭着吃苦耐劳， 钱他是很快挣到了，而且靠一个人就妥妥的养活了一家人。但却并没有如自己所想的那样衣锦还乡。一件小事永久的改变了他“挣了就走”的想法。

他有一次接到一单远在德州的活，那个时候还没有导航，他按照地址转来转去找不到。后来迫于无奈找到附近一个小镇的消防站问路。他文化程度不高，完全不会英语，

要说中共革命输出中最丢人的事是哪一件？那就是被美帝中情局玩弄了20年的“红鲱鱼计划”。49之后中国成为一个完全封闭的社会，刺探情报极为困难。美国中情局脑洞大开，他们吃透了中共急于当国际共运老大哥，不惜巨资在全世界撒钱卖吆喝的心理，制定了“红鲱鱼计划”。他们通过荷兰情报部门，选中了一个到过 苏联和中国，名义上是左派人士的的数学老师，真名为彼德•贝维（Pieter Bouvé）。此后化名为彼得尔森，在荷兰成立了“荷兰马克思列宁主义党”，自任总书记。这个只有几个群众演员的政党仅仅依靠一堆虚构的党员花名册，就轻而易举的骗过了中国驻荷兰代办处，迅速成为“中国人民老朋友”。作为比较少见的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