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自传还没读完,买了纸质版,读墨也有
读到他对新四军的看法,印象深刻
中午吃外卖看视频加闲聊,某同事很认真问新四军就是八路军吧?我想了想,点点头,没错,可不就是一家的么。然后其他同事顺着话题问这问那,就顺便普及了下北伐,中华苏维埃,长征,西安事变,还有五一去东北,听闻当地的哥对张少帅的各种不屑。最后话题终结于某同事终极一问,林彪和江青肯定有一腿吧?
@我叫不郁闷:抗战期间,很多富家子弟在前线挥洒热血,后方他们的家里正在打土豪分天地。重读那段历史,你会发现蒋中正发动四一二有深刻的历史根源。真的不敢考证历史,每次都发现自己脑子里满是垃圾。
當時開筆欲迴天,
今日重思徒悔慚。
回首卅年聊自解,
有言畢竟勝無言。

余英时 2020年9月

douban.com/people/1396151…
极少数特例
余英时:我没有乡愁

botanwang.com/articles/20141…
但他断然拒绝:‌‌“我绝不再回去。‌‌”他接受香港电台采访时讲得清楚——‌‌“我在哪,哪里就是中国。为什么要到某一块土地上才叫中国?那土地上反而没有中国。‌‌”余英时最后一次回到大陆是1978年。

——叶嘉莹好像也那个时间段回去的,去西安还写诗歌颂盛世呢。前段时间看她的纪录片知道的,公开上映的那个
在读史著书之余,余英时也关心时局,今年两岸三地的青年呐喊声,他均有回应。余英时仍操着一口浓重的安徽口音。北京曾动了心思,组织一个19人的安徽代表团赴美沟通,希望他回国走走,余英时的回答决绝尖锐——‌‌“我没有乡愁‌‌”。
多么干脆的拒绝,分明又透着悲哀的叹息。一个以研究中国文化为终生志业的老人,对于出生的故土,中国文化的发源地,竟然‌‌“没有乡愁‌‌”。是呀,连最优秀的华人学者的著作都要下架,这样的故乡,叫人如何眷恋。
zt余英时:我没有乡愁

douban.com/group/topic/25…
在孔夫子时代,中国的原创超越系以“道”这个最重要的概念出现,道是相对于现实世界的超现实世界的象征。但这个中国超现实世界的“道”在初萌生时就与现实世界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这点与轴心时代的其他古文化迥然不同。
例如柏拉图认为有个看不到的永恒世界,现实世界只是这个永恒世界的拷贝,但早期中国哲学绝未提到这种概念。基督教文化把神的世界和人的世界一分为二,但中国宗教传统也没有这种清楚的划分。早期佛教文化极端否定现实世界,将其视为虚无,中国的诸子百家找不到任何类似的观点。
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历史学者采用早期欧洲的断代方式,把中国历史分为古代史、中古史和近代史。这种粗糙套用的模式,不管它有什么优点,都不可能充分阐述具有地域性传统的中国文化。
敝人深信,只有着重于中国文化变迁的独特进程和形式,才有可能看清这个伟大的文化传统是如何被其内在的动力鞭策,从一个阶段进展到另一个阶段。
到了本世纪初,中国出现两个对立的儒学派,一是现代儒学(或称新儒学、当代新儒学),一是传统儒学,两个学派都鼓吹民主,并对早期儒家经典中民主思想的起源和演化展开有系统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显然已经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两个价值系统的兼容性视为理所当然。
最后我对“人权”要说几句话。“人权”和“民主”一样,都是西方特有的名词,原本不存在于传统的中国儒家论述。然而如果我们同意,“人权”这个观念正如 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所下的定义,是对人类共通的价值和人类尊严的双重承认,那我们也大可宣称,虽无西方的术语,儒家思想已有“人权”的概念。
在《论语》、《孟子》和其他儒家经典中,都载明了承认普遍人道和尊重人类尊严。更了不起的是,早在第一世纪,帝王谕旨中就已引述儒家对人类尊严的观念作为禁止买卖或杀戮奴隶的理由。在这两份年代分别为公元9年和35年的帝王谕旨中,都引述了孔子所说的,“天地之性人为贵”。
儒家从未接受奴隶是合法制度,也就是拜儒家的人道主义之赐,晚清的儒学者才会欣然领会西方有关人权的理论和做法。如果历史可为指引,则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对基本价值似乎存在很多重叠的共识,毕竟中国的“道”讲的就是承认人类共通的价值和人类尊严。
如今我更坚信,一旦中国文化回归到主流之“道”,中国对抗西方的大问题也将终结。

余英时悼念钱穆挽联
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
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
中国时报专访余英时:别再为虚幻口号殊死对抗
第七届立委选举令专家跌破眼镜,这样选举结果对台湾未来的发展究竟有何意义?长年关注两岸民主发展的余英时教授指出,立委选举最大意义,在于彰显真实民意与民主化的成熟;民主与中国文化是台湾存在最大动力,也是台湾最宝贵两样资产。

——湾湾不想要了哎
问:有人认为民进党的挫败,代表本土化路线已经走到尽头,你认为呢?
答:这恐怕是太过表面的看法。民主化与本土化之间本来就有着一定的关连,台湾经过近廿年的民主发展,整个社会逐渐走向本土化是必然的趋势。但是本土化并不等于台独,也不是哪个政党的专利。
不能说你民进党最早喊出本土化,所以就只有你一个党是代表本土的,其他政党都不是。只要是透过民主的程序、经由人民选票产生的政权,都是本土化,都代表本土。我认为这次选举最可贵的,是真实民意得到彰显,台湾老百姓真正在乎的是和平、安全与生活的改善。
过去为了一些虚幻的口号,台湾内部形成两个集团做殊死对抗,这样国家发展不可能好。所以国民党透过选票再赢回来,对台湾内部的和解是很重要的。但这并不表示民进党已经没有前途。当初如果不是党外的努力,台湾的民主发展不起来,这是民进党对台湾民主的贡献。
但民进党执政之后,腐化速度加快,选民决定不要它继续执政。这是台湾选民的自主决定,是人民一票一票投出来的结果。将来民进党重新整顿,还有机会重来过,这就是民主的精神。
余英时看两岸
感觉就是不统不独不武
从历史文化上说,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因此如果真的公开推动「去中国化」那是很荒唐的事。你的根源明明就是中国文化,不论血缘、文字、语言乃至宗教信仰都是,怎么可能去掉?一旦去掉了之后,台湾还有什么?台湾人能够完全西化,然后变成洋人吗?
某年去泉州玩,本地司机很不屑地说,台独?还想回来祭祖吗?就说起哪哪一片都是对面人的祖坟,每年多少多少人回来祭祖。
我说那是国民党。司机说让民进党翻家谱,几个不是泉州去的?我说不是还有通行证啥的吗,现在这种。司机说敢台独就不让他们回来了!
给我的感觉就是挟祖宗以令对岸。。。
印象深刻
问:近来北京当局对台湾的民主成就多所否定,你认为台湾的民主发展对中国有何意义?
答:台湾的民主发展对中国大陆当然意义重大。民主和中国文化是台湾存在的最大动力,也是台湾最宝贵的两样东西。民主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以文化为根源的实实在在的生活价值;
文化也不能固步自封,必须是开放的,吸收世界上一切好的价值和事物。今天台湾能够把两者结合,显示民主政治与中国文化是可以相容的,而不是一些人所说的中国因为国情特殊,所以不适合发展民主体制。这就是台湾民主的价值所在。
十年前的转载
豆瓣竟然没删
读过,再转一遍。传统文化是有这不好那不好,但一棍子打死也不见得好吧?何况也打不死,只有打起精神,好好研究研究,才有旧邦新命。

余英时敬悼钱穆:万里曾家山入梦,一生为故国招魂

new.qq.com/omn/20200830/2…

余英时记钱穆:犹记风吹水上鳞

book.douban.com/review/9041463/
对于传统文化,无脑吹捧的令人作呕,显然别有用心;不分青红皂白的,不去了解,人云亦云,口出狂言的也不见得多高明。两者乃是一体两面,心气不顺,借题发挥,都不读书不思考罢了。更何况叠加一层外来的奇奇怪怪的玩意儿,虽然本质没变,更足以迷惑人心人眼。
各种悼念文章在各种群里,开始流传了

逝者|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去世,享年9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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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余英时 | 我这几十年是用哪些方法来读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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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感
中国传统的读书法,讲得最亲切有味的无过于朱熹。《朱子语类》中有《总论为学之方》一卷和《读书法》两卷,我希望读者肯花点时间去读一读,对于怎样进入中国旧学问的世界一定有很大的帮助。朱子不但现身说法,而且也总结了荀子以来的读书经验,最能为我们指点门径。
戴震,十三经本文全能背诵,“注”也能背诵,只有“疏”不尽记得;这种工夫今天已不可能。知识范围扩大无数倍,无法集中几部经史上。但我们若有志治中国学问,还是要选几部经典,反复阅读,虽不必记诵,至少要熟。

——这么厉害!想想我能背啥,以前尝试背过论语老子,已然忘了,就剩心经260个字了。。。。
近人余嘉锡在他的《四库提要辨证》的《序录》中说:“董遇谓‘读书百遍,而义自见’,固是不易之论。百遍纵或未能,三复必不可少。”西方现代人文研究也还如此。从前芝加哥大学有“伟大的典籍”(Great Books)的课程,也是要学生精熟若干经典。近来虽稍松弛,但仍有人提倡精读柏拉图的《理想国》之类的作品。
现代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古人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已不合时宜了。所以我们必须配合着自己专业去逐步扩大知识的范围。这里需要训练自己的判断能力:哪些学科和自己的专业相关?在相关各科之中,我们又怎样建立一个循序发展的计划?各相关学科之中又有哪些书是属于“必读”的一类?

——知也无涯
“虚”和“谦”是分不开的。我们读经典之作,甚至一般有学术价值的今人之作,总要先存一点谦逊的心理,不能一开始便狂妄自大。这是今天许多中国读书人常犯的一种通病,尤以治中国学问的人为甚。他们往往“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这是邓实在1904年说的话),
凭着平时所得一点西方观念,对中国古籍横加“批判”,不是读书,而是像高高在上法官,把中国书籍当作囚犯一样来审问逼供。如有人认为这是“创造”,我想他大可不必浪费时间去读中国书。倒不如像鲁迅所说的:“中国书一本也不必读,要读便读外国书”,反而更干脆。

——捧一方,必踩一方,已成风气,殊不可解
捧一方,必踩一方,已成风气,殊不可解。不突出自己的恨,好像就不足以表达自己的爱。喜欢吃甜的,就说咸的不好;喜欢张国荣,就辱骂谭咏麟;反之亦然。那要是兼收并蓄,就同时遭两边围攻,被嘲被讽成理中客。人文艺术都这样,政治领域更不用说了。
罗尔斯(John Rawls)曾有一段关于如何读书的自白,颇足发人深省。他说:“我读前人的著作,如休谟或康德,有一个视为当然的假定,即这些作者比我聪明得多。如果不然,我又何必浪费自己和学生的时间去研读他们的著作呢?
如果我偶然在他们的论证中见到了一点错误,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他们自己一定早已见到了这个错误,并且处理过了。他们在哪里见到并处理了这点错误呢?这是我必须继续寻找的;但所寻找的必须是他们自己的解答,而不是我的解答。
因此我往往发现:有时是由于历史的限制,我的问题在他们的时代根本不能发生;有时则是由于我忽略了或未曾读到他们别的著作。总而言之,他们的著作中决没有简单的一般错误,也没有关系重大的错误。”这番自白充分表现了西方学人读书的“虚心”和“谦逊”。
古人当然可以“批判”,古书也有漏洞。朱子:“看文字且信本句,不添字,那里原有罅缝,如合子相似,自家去抉开,不是浑沦底物,硬去凿。亦不可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得见书中“罅缝”,已是有相当程度以后的事,不是初学便能达到境界。“硬去凿”、“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却恰恰是今天中国知识界最常见病状
但有些则是西方文化传统中特有概念,在中国找不到相当的东西;更有许多中国文化中的特殊的观念,在西方也完全不见踪迹。我们今天读中国书最怕的是把西方的观念来穿凿附会,其结果是非驴非马,制造笑柄。我希望青年朋友有志于读古书的,最好是尽量先从中国旧传统中去求了解,不要急于用西方观念作新解。
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如果治中国史者先有外国框框,则势必不能细心体会中国史籍的“本意”,而是把它当报纸一样的翻检,从字面上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你们千万不要误信有些浅人的话,以为“本意”是找不到的,理由在此无法详说。)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每一个真正读书人所必须力求达到的最高阶段。读书的第一义是尽量求得客观的认识,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创造力”,能“发前人所未发”。其实今天中文世界里的有些“新见解“,戳穿了不过是捡来一两个外国新名词在那里乱翻花样,不但在中国书中缺乏根据,而且也不合西方原文的脉络。
中国知识界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殖民地的心态,一切以西方的观念为最后依据。甚至“反西方”的思想也还是来自西方,如“依赖理论”、如“批判学说”、如“解构”之类。

所以特别是这十几年来,只要西方思想界稍有风吹草动(主要还是从美国转贩的),便有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兴风作浪一番,而且立即用之于中国书的解读上面,这不是中西会通,而是随着外国调子起舞,像被人牵着线的傀儡一样,青年朋友们如果不幸而入此魔道,则从此便断送了自己的学问前途。
今年5月底,我到哈佛大学参加了一次审查中国现代史长期聘任的专案会议。其中有一位候选者首先被历史系除名,不加考虑。因为据听过演讲的教授报告,这位候选者在一小时之内用了一百二十次以上“discourse”这个流行名词。

——一分钟两次discourse
但是,我决不是要提倡任何狭隘的“中国本土”的观点,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都是不正常的心态。只有“温故”才能“知新”,只有“推陈”才能“出新”;“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是颠扑不破的关于读书的道理。

——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都是不正常的心态
葛兆光:我所认识的余英时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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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是一九八七年底的《士与中国文化》,这部书在当时风靡一时,引起学界(甚至超出学界)对“士”的关注。那时,大陆正处在叫作“文化热”的大潮流中,对于古代中国文化以及士大夫传统,不免多以批评为主,这主要是无法直接批评政治导致的落后,转而由传统文化为现实政治担责,我曾戏称之为“鞭尸”。
特别是在余先生为这部书专门撰写的序文中,把中国传统“士”与近代欧洲“知识分子”(现在余先生更愿意用“知识人”)比较,指出古代中国“士”与西方“知识分子”极为相似,都是“社会的良心”,是“人类的基本价值的维护者”,这种对于“士”的历史定位和对于“知识人”的现实要求,恰恰和八十年代中国学人的追求一致。
他既在中国成长,对传统文化有亲身体验和深切理解,他又在美国受到专业教育,长期浸润于美国的文化环境之中。在他的心中和笔下,士大夫以“道统”制约“政统”也就是所谓“以道抗势”,与萨依德(Edward Said)《知识分子论》所谓“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搅扰现状的人”,多少可以相通;
而那种“志于道”(孔子)、“澄清天下之志”(陈蕃、范滂)、“事事关心”(东林党人)的士人传统,如果在现代,也一样可以转化为对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害之事”的理性关怀。只是在中国近代以来,“士”也就是近代的知识人很不幸,正如余先生后来所说,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被)边缘化”。
随手夹在书中文章倒让我也看到,台湾对余先生也有很激烈非议甚至攻击,只是这篇文章用“老生常谈”、“工具性”、“扭曲学说”等词语来批判说余先生是“典型老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倒也罢了,更不像话的是最后一句居然说,“余先生请以‘平静的心情等待生命的终结’”。这就不是学术或思想论辩,几乎是充满敌意诅咒
“在没有胡适之的年代里,至少我们可以读余英时。”其实,大凡读过余先生有关胡适的那本著作的人,我相信都会赞同周质平兄在《自由主义的薪传─从胡适到余英时》(《明报月刊》二〇一四年十月号)那篇文章中说的,余先生继承胡适先生,接过了“以道抗势”的火炬,成为“二十世纪前后辉映的典范”。
正如余先生一九七八年回到大陆学术访问后——这是他离开大陆后唯一一次——所说的,同在大陆考察历史,域外中国学家“他们全神贯注的是怎样通过这次访问来推进他们的‘专题研究’,或证实或修正他们的‘工作假设’”,而余先生却怀着别样的心情,按他自己的说法,彷彿“千载后的子孙来凭吊祖先所踏过的足迹”。
余先生是“上到尧,下到毛”,视野极广大,而他那种既注意“内在理路”,又不忽略“外在背景”研究取径,实在很难有人企及。特别是历史叙述和论证,有从容不迫纡徐有致风格,绝不使用生涩拗口的术语或概念,其实一方面来自对历史文献的理解深入,一方面来自对中西知识的融贯自如,才能够达到如此纯熟的境界。
余先生专门题诗:“卿云烂兮乣缦缦,日月光华旦复旦。文史英才聚一堂,国魂未远重招唤。”让人想起他追忆钱穆先生的名文《一生为故国招魂》,也许,那时候他对我们也有这番期待。只是十几年后的现实环境变迁,当初的理想已经遍体鳞伤,现在想起来,不免心头另有一些感慨。

——万一招回秦始皇的魂可咋整
余先生说现代学者必须具备三点,一是对普世价值和对近代历史观的认同,二是论学必须立场清晰和逻辑简明,三是表达思想和学术的文风应当通畅明白。余先生就是这三点的最好体现。交谈对话中余先生很多精彩论述,现在已经不能完全记住。我们后来那么多次见面谈话,都心照不宣地不记录、不录音。
但我总觉得不合适,聊天毕竟是私人谈话,在闲聊中话题忽东忽西,一旦兴会所至,也许不免说深说浅。一旦有一个录音机在侧,便彷彿有一个“监听者”或“旁观者”,聊天没法儿尽兴,话题既不能随意,尺度也必须小心。

——被迫翻车的可真不少
他还特别说到胡适为人之不可及处,他说,胡适看来为人从容大度,颇为随和,但其实很重视思想立场和独立人格。他提到在新公开的蒋介石日记中,有蒋私下里对胡适的极度怨怼,蒋居然认为胡适是对其最大的羞辱,但胡适对政治的态度和对蒋的态度,却始终不卑不亢,一以贯之;

——为啥呢?石三伢子算啥?
有时候,余先生也会说到他的兴趣,和我一样,他特别喜欢阅读前辈的日记,余先生对胡适日记读得极熟,现在正读邓之诚日记。

——正经人谁写日记呀。。。。
——我这个不正经的人也写了好几年了
我告诉余先生,我曾经在哈佛通读杨联陞先生四十余册日记,读到杨先生患病被电击之苦,读到杨先生对于回北京的期待与顾虑,读到杨先生对种种学人观察深刻的评价,都很有意思。余先生便向我讲述了他这位老师的种种往事,不免也相对感慨。

——患病为啥被电击?
此外,近年来余先生和我都曾细读过《吴宓日记》正编与续编二十册,我们聊起这个既冬烘又新潮,既软弱又固执的学者,对其日记中呈现当代中国的历史背景很是唏嘘,对这个出身陕西乡下却留学哈佛,执着于理想甚至幻想的怪人很是同情。
当然,有时也聊一些学界轶事,如杨联陞与何炳棣当年的故事,钱锺书与李慎之在美国的故事,还说到余先生的老师钱穆先生的无锡口音与日常趣话,张光直的壮怀激烈和晚景凄凉。余先生是长辈,和这些前辈学者都是旧识,那些亲见的故事,常常让人遥想学者风采,让我们这些不及亲炙前辈的人感到亲切。
更让我印象深刻是余先生对各种学人评价宽容与克制。“谁人背后不说人”,但背后议论仍然能秉持公道与公心,对任何人都怀抱善意,能够如此的人却不多见。当然,我们最多的还是聊历史中国和当下中国,余先生有一本书的书名叫《中国情怀》,确实他也始终眷念故国乡土,但他更看重文化传统。

——怀抱善意
“读史早知今日事,对花还忆去年人”

——大概历史读通读透了,都比较大度吧。往后看,史书上啥事儿没有啊,往前看,如钱钟书所说,目光放远,万事皆悲,又有啥好争的。但也看人,有的人欲望强烈,就读到了阴谋诡计也没办法。
他接受香港电视访问曾说:“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可他身在美国,何尝有一天忘记中国。五月底,我们要回国,临别时他给我们写了一幅字,用了他三十三年前重访大陆,也是唯一一次回到中国时写的一首诗:“凤泊鸾飘廿九霜,如何未老便还乡。此行看遍边关月,不见江南总断肠。”

——如何未老便还乡。
我一直特别喜欢胡适,常常引用胡适的一句话,意思是“对人要在有疑处不疑,对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尽管有鲁迅揣测他唱的只是空城计,敞开的大门里有刀兵无数,但人们都倾向于相信胡适对人,无论是对敌人还是朋友的大度和真诚,所以,那时才有“我的朋友胡适之”的说法。
很显然,一九七三年余先生之所以回香港,也和他对老师的承诺有关,就像他给杨联陞先生辞行前说的,“已甘寂寞依小镇,又逐喧哗向海隈”,尽管那时余先生在哈佛的生活已经安定,正顺风满帆地在美国汉学界开拓新的天地,但之所以还是答应担任新亚书院之事,正和他重师生承诺有关。
一九六五年八月二日,即将回到哈佛任教的余先生曾经写过一首诗给杨联陞先生:“七载师门无限思,重来桃李又盈枝。如来升座天花坠,便是伽蓝解笑时。(最后这一句余先生后来改作‘伽叶当年解笑时’)”他用“拈花微笑”的典故,表达他对老师授业解惑的谢意和光大师门的心情。
而杨联陞则答诗曰:“古月寒梅系梦思,谁期海外发新枝。随缘且上须弥座,转忆当年听法时。”余先生的诗和杨联陞先生的答诗非常巧妙,刚好象征着师生之间薪火相传的脉络。余先生在杨联陞和胡适的通信集《论学谈诗二十年》的序文中,特意引用了杨联陞先生这首诗,
并且说到:“古月指(胡)适之先生,寒梅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他(杨联陞)饮水思源,最念念不忘的还是胡适之当年‘说法’的一番锤炼”。(《论学谈诗二十年─序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论学谈诗二十年》,联经出版公司,一九九八)
我猜想,余先生之所以爱围棋嗜京戏,也许都和老师影响有关,余先生曾送给我们一张他穿着戏装的照片,据说是在杨联陞先生鼓励下,他才粉墨登场的。而杨联陞先生看金庸武侠小说,大概也与余先生特意帮他借书有关,在日记中可以看到杨联陞对金庸的浓厚兴趣,显然是余先生给他借书带来的。
而杨联陞对自己的另一位老师陈寅恪先生自始至终的关注,也一定影响了余先生。在日记中看到,余先生时常为他打探陈寅恪的行踪,给他带来各种消息,还给他带来当年友联印制的陈寅恪未刊稿《论再生缘》(据日记说,还是余先生出资印刷的)。
这部诗集一共近百页,从一九二八年起,到一九八九年,编年编次,外加挽联、挽词、挽诗,间有注释。原来,这是经过余先生一首一首亲自订正过的,直到最后的打印稿,还保留着余先生再三校正的笔迹。
而这时候,杨联陞先生已经过世二十多年,而余先生也已经八五高龄,我在想,今后能有多少学生,能在几十年后仍然对过世已久的老师,始终怀着感恩的心情,并且用心用力地为他整理遗稿?

——能不打翻在地再踏几脚就蛮好了
觉民行道
赠项斯
唐 杨敬之
几度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
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
1983年7月,冯友兰赠金岳霖贺寿联
何止于米,相期以茶
道超青牛,论高白马
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汇流

m.aisixiang.com/data/75255.html
李泽厚先生挽余英时先生: 驚聞噩耗,匆改名聯,以誌哀傷,不計工拙。 著述之精,助人之勤,我愧不如兄長;和而不同,交淡如水,同期無負平生。 英時吾兄千古 李澤厚敬挽 2021.8.4

普林斯頓大學余英時(1930-2021)先生逝世,致哀!

mp.weixin.qq.com/s/a_iZoAxK9Y4r…
某书店群看到的,这不是抄那个左宗棠挽曾国藩的么。然后又想到曾国藩的特殊爱好,给活人写挽联,以备不时之需。。。。
晚清重臣曾国藩在组建湘军之前,曾经在京城度过了14年时间。14年间,曾国藩的日子过得百无聊赖。为了给自己的生活找点乐趣,曾国藩培养了一个特殊爱好。

这个特殊爱好就是写挽联。

——这门技艺快失传了吧?

163.com/dy/article/FRF…
曾国藩给汤鹏写挽联的事情传出去后,有好事者就编了一个段子,称“曾国藩包做挽联,江忠源包送灵柩。”前一句好理解,后一句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江忠源很重视乡情友谊。如果有朋友或者同乡死于京城,他一定会出钱买棺材,将他们就地埋葬,或护送灵柩还乡。

——都是好人呐!
1930年1月22日,出生于天津,原籍安徽省潜山县官庄镇金城村。
1949年秋季,燕京大学历史系肄业。
1950年,入读香港新亚书院,师从国学大师钱穆。
1951年,在报纸发表文章。
1952年,成为香港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生。

——非常及时地,跑掉了

mp.weixin.qq.com/s/dn0-YQQ-7hAp…
我的中国情怀(1985)

《明报月刊》要出关于“中国的情怀”专页,承编者雅意,让我参加一份。我很喜欢“中国的情怀”这个动人的名称。但是什么是“中国的情怀”呢?仔细一想却不好回答,因为这不是可以通过形式化、概念化的途径来解决的知识性的问题。

——明报月刊,金庸办的那个吧。
我的直觉告诉我,“中国的情怀”确实是存在的——它存在于每一个受过中国文化熏陶的人的身上。但是这种“情怀”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上却有不同的表现,因此又是无从“一言以蔽之”的。“情怀”是属于整体感受方面的事,这也许便是佛经上所说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吧!
我虽然也有此客观的一面,但是我的心情主要是一个千载后的子孙来凭吊祖先所踏过的足迹。从西安到敦煌这一段火车行程尤其使我神游于千载之上,时时体念到汉唐时代的祖先怎样开拓了这样一个规模弘大的国家,创造了这样一个延绵不绝的文化。
我的心情不但与美国同行者完全不同,甚至和伴随我们的中国朋友也截然异趣。这是因为他们的历史意识已相当彻底的政治化了。他们透视中国史所运用的一些概念范畴,如“奴隶”、“封建”、“阶级斗争”等,对我而言是非常陌生的。
例如在西安霍去病墓前,我们看到著名的“马踏匈奴”的西汉石雕。但是这个石雕的正式名称却变成了“马踏匈奴奴隶主”。我们再三地端详,始终无法看出马足下那个模糊不清的匈奴具有何种社会身份。这个标签也许和中国的“民族政策”有关,自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还好你跑得快
但是这毕竟是歪曲历史来迁就政治现实。“马踏匈奴奴隶主”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例子,但观微可以知著。我想如果古人一旦复活过来,他们无论如何也认不出现代史学家所描写的便是他们当年所实际生活过的中国。
这次从西安经兰州去敦煌才使我了解祖先创业的艰难。这是程伊川所谓的“真知”。在兰州至敦煌的途中,我有《河西走廊口占》一诗。诗曰:
昨发长安驿,车行逼远荒。两山初染白,一水激流黄。
开塞思炎汉,营边想盛唐。时平人访古,明日到敦煌。
诗不足道,但可从其中看出一点我的“中国情怀”。
我当时不禁想到:这岂不是两千年前此地中国人的生活写照吗?除了我们乘的汽车,两千年来的敦煌究竟还有些什么别的变化呢?至少以这个地区而言,汉代的敦煌是比今天要繁荣热闹得多了。我的“中国情怀”禁不住又发作了,这也有诗为证:

一弯残月渡流沙,访古归来兴倍赊。留得乡音皤却鬓,不知何处是吾家。
以我们的学术任务而言,此行可谓了无遗憾,即以开扩眼界而言,此行也收获至丰。但是失去重到江南的唯一机会,对我个人而言,则实不胜其惆怅。所以在离开北京的前夕,我曾写下这样几句诗:

凤泊鸾飘廿九霜,如何未老便还乡。此行看遍边关月,不见江南总断肠。
尽管二十九年后化鹤归来,发现“城郭如故人民非”,我的“中国情怀”不但未曾稍减,似乎反而与日俱增。正因如此,我才不能忘情于故国,而往往要以世外闲人,与人话国事,说些于己无益而又极讨人嫌的废话。我曾屡次自戒,而终不能绝。

——于己无益而又极讨人嫌的废话,而终不能绝
周亮工《因树屋书影》卷二记载朋友所说佛经故事:昔有鹦鹉飞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周亮工的朋友感慨:余亦鹦鹉翼间水耳,安知不感动天神,为余灭火耶!

——居是山,不忍见耳!
不过羞愧之余,我也发生了一个无法解答的疑问:为什么换了“新天”的今天,忽然产生了这许多“美籍华人”呢?王蒙文中的“美籍华人”显然都是1949年以后出现的。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1927年国民革命以后,甚至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都没有听说过世界上有所谓“美籍华人”这种奇怪的动物。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恩泽不下于民,而责人民之不爱国,不可得也。夫国必有可爱之道,而后能令人爱之,天下有轻去其国,而甘心托庇于他政权之下者矣。硕鼠之诗人曰:“逝将去汝,适彼乐国。”何为出此言乎?其故可深长思也。(《通鉴胡注表微》民心篇第十七)
这段话说的太好了
这一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在胡适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胡适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在梁启超之上。我因此了解到:如果我真正要理解中国的传统,我必须同时要对西方传统和现代世界有深入的体认。这便把我推向另一个知识的领域。
我在典型旧乡村度过八九年,并没有“礼教吃人”的事。中国农村其实是充满人情味,特别是过年过节的时候。用“礼教”或“孔家店”压迫人情形至少并不严重。“愚昧”倒是事实,思想封闭也是不可否认的。所以我相信“知识”是现代中国所最为需要。但要真正求得“知识”,我们首先便要建立起“为知识而知识”的严肃态度。
偶思往事立殘陽⋯⋯當時只道是尋常─向余英時老師問學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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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最後一日到香港後余先生面臨最立即、最重大思想課題,是反思紅色政權席捲全中國這一關係時代及自己命運大事。一方面要擺脫中共政權及辯證唯物主義,另一方面是想從西方近代歷史及近代政治思想家著作中尋找比較確當答案,證成對五四以來自由民主、科學和平、人權普世價值等方向的正確性。
但從一九四七年十月到一九四八年十月,他在北平閒居的時候,開始接觸到當時中國流行的思潮。例如讀艾思奇的《大眾哲學》,余先生認為此書從宇宙觀到人生觀,全書構成一個封閉的系統,並開始接觸馬列。後來在燕大,更進一步成為共青團團員。

——还当过团员
雖然在一九四八年夏天,讀到胡適在《獨立評論》上的〈自由主義是什麼?〉時非常興奮。但是,在一九四五年五月下旬,因為「左傾幼稚病和狂熱症已經同時發作了」,於是他聲色俱厲地駁斥一位安徽同鄉關於共產黨在鄉下殺人逼錢的殘酷行為。
可見五四與馬列兩股力量,在少年余英時心中競爭糾纏,帶出至少四種議題:暴力革命還是和平革新?五階段論「歷史發展公式」放諸四海皆準嗎?自由與平等之間的矛盾與解決,中國傳統文化與自由、平等、科學之間是絕對衝突的,還是具有互相融合的可能?因為以上的疑難,所以才有我接著要討論的幾種變化。
誠如余先生在《余英時回憶錄》中,提到在一九五○年代作為一個年輕的歷史學者,自己的研究興趣偏向中國社會經濟史,是因為「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挑戰如影隨形」。在回憶錄中,余先生提到自己從兩方面來尋求與馬列史學的分離。
第一、「取得關於歐洲史(特別是文藝復興以來歷史)最新研究的一般概況」,以判斷馬恩的歷史論斷是否已經受到修正,尤其是重視資本主義的長期發展,以確定「是不是必然通過『無產階級革命』而轉變為『社會主義』。」
第二、對二十世紀中葉西方學術思想一般狀態得到一種認識,以便判斷馬克思主義現代地位與意義。而前者的成果即是余先生在香港時期所出版的兩本書《民主制度的發展》及《近代文明的新趨勢》。關於後者,余先生則提到《開放的社會及敵人》及ArthurM.Schlesinger,Jr.的《旺盛的中道》等書對他的重要影響。
傅斯年的結論是「所以自由與平等不可以偏廢、不可偏重,不可以一時的方便取一舍一」,而這便是「新自由主義的使命」。「不可以一時的方便取一舍一」─即指只求「平等」的共產革命,或只求「自由」的資本主義。
從《余英時回憶錄》看起來,余先生在一九五○年代以來,讀過的一些帶有人類學意味的名著,包括《文化的類型》(PatternsofCulture)、《文化成長的統觀》(ConfigurationofCultureGrowth)等,都幫助他確認了近代西方文化不是全部文化唯一的標準,各個文化傳統都有它的獨特性及價值。
現代西方「民主」與「科學」,也不必然要如以殷海光一派所主張,抹殺所有傳統歷史文化作為前提。這一點又與前面提到不以「五階段論」作為人類歷史發展共同的規律互相呼應,因而確立了一種態度:即研究中國史應掌握及凸顯其獨特性,而不是設法將之套入任何社會發展規律或模式。

——抹殺所有,做个好人?
原來余先生少年時代曾盤桓於費孝通的幾本著作,並從中看到一種機會。余先生說:「他(費孝通)的《鄉土重建》便是想用英國模式來為中國地主謀求一條和平演進的出路。」並表示費孝通的作品對當時的他「有特殊吸引力」。我判斷這與余先生反對暴力革命而提倡《民主革命論》亦有某種關係。
Levy教授是T.Parsons(帕森思)高足。他個性雄豪,出門必拄一支龍頭拐杖,牽著一隻據說是南斯拉夫總統送的大狗。學長告訴我(不知是否可靠),他曾在這個房間用鐵籠養了一條巨蟒,冬天需用電燈照射取暖。有一年Levy出訪太久沒有到辦公室,沒想到巨蟒居然被烤死了。

——南斯拉夫总统?总不会是铁托吧?
在大木桌旁有一張不大的橡木桌,上面放了一臺舊式打字機,那是愛因斯坦以前的書桌,據說因為數理學者不需要「獺祭」般攤開許多書,所以書桌不必大。同時因為他們不需要多少書,故書架甚少。杜希德(DenisTwitchett)教授的辦公室是愛因斯坦原來的辦公室,四壁書架就非常少。
他說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前後,湯恩比到哈佛演講,人山人海,而他正好坐在一位哈佛法文系教授旁,交談之後,自願教他法文,就這樣透過家教傳授而通過。唐末武將高駢有一首聯詩:「子晉不知緣何事,才學吹簫便成仙」,可以用來形容余先生學東西時,從入門到入手之間距離之短。
講王陽明余先生說:「也不能說他的東西皆從無中來。」講晚明思想,余先生認為:「晚明思想解放被過度誇張」、「個人主義只來自幾個小團體,社會大眾仍保守」。余先生說《明儒學案》中泰州學派成員不能以黃宗羲方式做分類,讀《明儒學案》要謹慎,如李贄近於王畿過於王艮,在這點《明儒學案》有點誤導。
余先生提到蕭一山的《清代通史》「前三本好,後三本較次」;徐世昌的《清儒學案》「沒有中心」;錢大昕「也有他的社會關懷」。講到戴震時:「戴震的數學是反西方的,傳統中國式的。」從方以智著作中,「並不覺得被(西學)威脅」、「哥白尼革命對晚明中國人並不構成衝擊」。
「邵雍歷史觀可能受希臘影響」提到毛奇齡,因為變節、不忠於明,故當時人惡之。陸世儀主要講農田水利實學,回到胡安定教學辦法。清初滿洲人等於是一個黨,而漢人是二級的黨。這次講課中,余先生提到了他常講到的王國維的〈國朝戴阮二家學說〉及〈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

——邵雍歷史觀可能受希臘影響?
余先生說梁啟超將中國學術分七個時期,分法很不錯,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則不太恰當,少了現代這一段。講到梁啟超早年follow王陽明,後來重考證。如果梁啟超死前重寫《清代學術概論》,「可能不會把考證學功用說得如此大」,會多講理學。梁氏在五四以後follow胡適多,「表面關係好,但tension很大」。
偶然從史語所「杭立武檔案」見到一九四九年冬,有封向教育部長杭立武報告信,說黃霖生已到廣州勸陳寅恪一家來臺。寫信章丙炎說黃霖生已見過陳寅恪,但陳寅恪「因在鐵幕內受片面宣傳影響,對赴臺深躊躇」。我偶然向余先生提及這封信,余先生馬上說陸鍵東《陳寅恪最後二十年》中有一段可以與這封信比觀。
他說除早年為《後漢書》等做過一整套卡片外,基本上是只記筆記不作卡片。而且如果我觀察沒錯,余先生讀書也不太畫線,與毛澤東「不動筆不看書」至為不同。甚至上討論課時,也不大抽筆記下學生報告重點。好似腦袋中有那麼幾個匣子,有意義材料自動存裡面,等開口評論時,只要依次打開那幾個匣子就行了。
這時我注意到文稿中夾了幾張廢紙,上面零星地記著幾個詞或引文,我猜那便是他撰寫時所依靠的線索。至於余先生撰寫短文時,似乎是沉心研玩某些書之後,在腦海中形成幾條主要線索,然後將書合起來,繞著那三、四條線索,一氣寫成。在寫作的過程中,大概只有必要時才會回去翻檢原書。
其情其景,可能是像晚明清初思想家陳確(乾初),他說自己詳思多少年之後,決定判《大學》為偽經,乃下筆「快寫一過」。或是像陽明在頓悟良知之後,憑著對經書的記憶,快寫而成《五經臆說》。至少這是我讀余先生的〈榻上亂天下的毛澤東─讀《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等精彩的文字留下的感覺。
余先生撰寫論文時,並不像清代考據學者動輒擺出「證佐千百條」,他只擺出冰山露出海面的一角,所以需要佐證時,往往是一、兩條,或兩、三條,其他證據則留在海平面以下。因此,余先生的學術論文讀起來一氣呵成,沒有冗贅之病。
余先生閱讀的方面非常廣,如蜜蜂採花釀蜜,但大多備而不用。等到要寫某一篇文章時,各種資源群聚筆下。依我學生時代的觀察,他對當代正在發展的人文要籍也非常注意。余先生極少託研究生做任何事,他是所謂的「單幹戶」,從做研究到寫文章,全部一手包辦,純粹農業時代的手工作風,
頂多請系秘書幫忙繕打英文稿,但余先生的英文稿是清澈而謹慎的。最近我有機會讀到他的一篇英文稿,特地影印了一份,好警醒自己不要滿紙鬼畫符。
现在的大师太多了,就是通货膨胀,贬值了。人人都是大师,那谁是小师呢?
——余英时

~~~可以加码叫巨师

mp.weixin.qq.com/s/cUBEzW8Pklpj…

纪念余英时先生|余英时谈治学经历

mp.weixin.qq.com/s/kKKzcKQfazxT…
紀念 | 陳方正憶余英時:外表平易淡泊,骨子裏卻有凌厲鋒芒

mp.weixin.qq.com/s/sT9uPaaDojcU…
余英时先生诗词遗稿

mp.weixin.qq.com/s/ijWdQfT0u-yr…
“反□”五十年感赋四绝句赠章□□

右袒香肩梦未成,
负心此夕泪纵横。
世间多少痴儿女,
枉托深情误一生。

未名湖水泛轻沤,
池浅龟多一网收。
独坐钓台君不见,
休将劫数怨阳谋。
 
横扫斯文百万家,
更无私议起喧哗。
九儒十丐成新谶,
何处青门许种瓜。
辱没冤沉五十年,
分明非梦亦非烟。
人亡家破无穷恨,
莫叩重阍更乞怜。
赠章□□七绝四首
陈先元先生看了余先生的四首绝句的书法之后评论说:“余英时赠章□□诗,讽咏有味,抄录在此,感慨俱在诗中,其余无劳多言。‘右袒香肩梦未成’,陈寅恪咏“反□”句,‘分明非梦亦非烟’,邓拓告别《□□□报》句,适可借用。”
何处青门许种瓜。

~~~想起黄台之瓜
赠钱钟书
卧隐林岩梦久寒,麻姑桥下水湍湍。如今况是烟波尽,不许人间有钓竿。
 
~~~朱重八也爱这么干
读《管锥篇》三首
卧隐林岩梦久寒,麻姑桥下水湍湍。如今况是烟波尽,不许人间有钓竿。(此首与前首重复,报歉)
 
避席畏闻文字狱,龚生此语古今哀。如何光武夸柔道,也为言辞灭族来。
 
桀纣王何一例看,误将祸乱罪儒冠。从来缘饰因多欲,巫蛊冤平国已残。
张充和和诗
横流葭苇总相侵,再整衣冠再陆沉。此曲微茫如可听,恹恹如缕赖知音。

~~~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
读陈寅恪先生《寒柳堂集》感赋二律
其一
又谱玄恭万古愁,隔帘寒柳报残秋。哀时早感浮江木,失计终迷泛海舟。岭外新篇花满纸,江东旧义雪盈头。谁教更历红羊劫,绝命犹闻叹死囚。

~~~红羊劫
其二
看尽兴亡目失明,残诗和泪写孤贞。才兼文史名难隐,智澈人间劫早成。吃菜事魔伤后死,食毛践土记前生。逄蒙射羿何须怨,祸事从来是党争。

~~~党争是本性
悼周□来
化骨扬灰散作尘,一生伴虎有馀辛。先机抱器归张楚,晚节藏钩赚大秦。始信秀才能造反,更无宰相解安民。万千寒士应垂泪,谁为神州护早春。
余英时:霸才无主始怜君
——谈周恩来
更新时间:2011-04-06 10:46:09
作者: 余英时  

m.aisixiang.com/data/39815.html
忆钱钟书先生
艺苑词林第一缘,春泥长护管锥编。
渊通世竞尊嘉定,慧解人争说照圆。
冷眼不饶名下士,深心曾托枕中天。
輶轩过后经秋雨,怅望齐州九点烟。
《寿钱宾四师九十》(1985年)其四

海滨回首隔前尘,尤记风吹水上鳞。
避地难求三户楚,占天曾说十年秦②。
河间格义心如故③,伏壁藏经世已新。
愧负当时传法意,唯余短发报长春。

②《法言》:“史以天占天,圣人以人占天。”
③河间竺法雅首创格义之学。
失题二首
丁卯二月(1987年)
署名“观于海者”。
其二
骤雨狂风九域阴,紫薇移座帝星沉。生哀霸业终孤岛,死忍寒鸦失故林。青骨成神留塚浅,白蛇出塔报冤深。蓬莱日日催絃管,奏向人间是怨音。

1987年刊于《明报月刊》上署名“观于海者”七律两首

~~~我猜是说老蒋或者小蒋,又不太像,搜也没啥有用的
反而搜出文章出处,前面那个公号也不提

读余英时诗有感:分明非梦又非烟

360kuai.com/mob/transcodin…
追念钱穆先生 (1995年)

华胥一梦百年身,归骨难招故国魂。
学史应时知进退,知人论世应浮沉。
他山乐土无非客,是处侨居不忍心。
遥望五湖枫叶落,康桥依旧漾波痕。
今生未见应无恨

mp.weixin.qq.com/s/fW-8eXocBLfQ…
我常常爲我的青年朋友講那個烏龜和兔子賽跑的寓言,我常說:凡在歷史上有學術上大貢獻的人,都是有兔子的天才,加上烏龜的功力。如朱子,如顧亭林,如戴東原,如錢大昕,皆是這樣的,單靠天才,是不夠的。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也曾在胡适档案中发现某位如今的学界“老前辈”致胡适的信函,颇多阿谀之辞,而他也遭遇收不到回信的事情,比对胡适死后这位“老前辈”丑诋胡适的话,不免让人觉得世态炎凉,入主出奴。

~~~入主出奴
余英时:讲到胡适和政治的关系,我想先说一个真实的故事。大概在一九八○年代初,大陆社科院院长胡绳领队到美国开一个学术讨论会。会后访问了耶鲁大学,由我代表校方接待他们。在宴席上,胡绳说:“我们对胡适,政治上反对他,但在学术上还是尊敬他的。”
我忍不住笑着对他说,这和海外的看法恰恰相反。我们都认为胡适的学术研究早已被后来的人超过了,因为后浪推前浪,这是无可避免的。但胡适的政治主张因为自“五四”以来在中国根本未曾落实过,因此还是新鲜的,并没有发生“过了时”的问题。
在余英时最新的专著《论天人之际》中,他论及胡适的名篇〈说儒〉,说到:“这是一篇材料丰富而又具有高远想象力的专题研究”(《论天人之际》,中华书局,2014,页133)。我们知道,余英时的另一位业师钱穆曾对〈说儒〉大加挞伐,说了不少不客气的话。
胡适在国共内战后期谈自由主义,谈眼前世界文化趋向的演讲透过广播和文字,启发了一个青年人,让他在1950年乾坤一线之间选择留在了香港,在近四十年后写出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胡适〉。“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无心插柳,也可成阴;有意栽花,岂能完全不活”,胡适之大概要大笑说:勿谓言之不预也。
我没有资格建议应选什么价值。我只能提一个原则,即所选价值是开放性、多数文明社会都能接受的。开放心灵尤其重要,想理解世界决不能故步自封,以自己为中心。 | 余英时
「但願我們有足夠的勇氣和智慧,繼續作一點事。」

——右边文字是在下边评论基础上修改,不知道是不是绝笔
——评论还有人嫌弃字写得这么烂,也是无语
——还有个评论:“自开始(1843)便享有自由” 行吧,你们开心就好

来源
douban.com/people/165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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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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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告诉辜鸿铭:“在西方有神人,却极少有圣人。神人生而知之,圣人学而知之。西方只有歌德是文圣,毛奇是武圣。要想把德文学好,就必须背熟歌德的名著《浮士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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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ug
读古典文学的人(在南京大学浦口校区的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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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思先生忆起当年在中央大学求学,写了篇自己觉得较为满意论文,呈交胡小石先生批阅。几天以后胡先生把他叫到家里,让他从这个书架、那个书架搬下一些书,接着指出其论文中某些不足,最后说:“季思啊,聪明人要下笨工夫。”我当时就坐在季思先生的对面,看他含着热泪讲述这句话,心中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朱子语类卷二《总论为学之方》:“凡人便是生知之资,也须下困学、勉行底工夫,方得。”“大抵为学虽有聪明之资,必须做迟钝工夫,始得。既是迟钝之资,却做聪明底样工夫,如何得!”我在南京大学所受教育用先师程千帆先生对我的话说,要“厚其学殖,不为空洞之言”。“筑起坚固古典堡垒,由此走向现代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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