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 by @sophyzhang2003

其实是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门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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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成立于1909年。
郑振铎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那年，从温州上北京读书的。课余，他在住地附近基督教青年会的阅览室里，开始大量阅读社会科学和俄国文学著作，并认识了同样也来看书的瞿秋白，成为挚友。五四运动中，他和瞿秋白都成了各自学校的学生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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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过后，郑振铎与瞿秋白等人创办《新社会》旬刊，1919年11月1日创刊，郑振铎主编，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所属“社会实进会”刊行。社会实进会成立于1913年11月，成员以学生为主，原带有宗教性质；此时由于新思潮的冲击，宗教色彩减淡，郑振铎与瞿秋白等人参加进去，更将它改造为一个强调“社会改造”的社团。

《新社会》的《发刊词》是郑振铎写的，强调提出“我们是向着德莫克拉西（按，即‘民主’的音译）一方面以改造中国的旧社会的。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创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创刊号一出，郑振铎便携带刊物拜访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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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陈独秀的指示下写了《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发表在第3期）。
在《再论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发表在第9期）中，郑振铎指出青年们应该“学那俄罗斯的青年男女的‘去与农民为伍’的精神”。在第12期发表的《学生的根本上的运动》中，他再次号召：“我亲爱的同学们！去！到田间和工厂里去！”

1920年4月国际劳动节三十周年前夕，为配合中国工人阶级和早期共产主义者第一次大规模庆祝该节日，郑振铎还特地把《新社会》第17至19期（分别于4月11日、21日与5月1日出版）连续三期都办成了“劳动号”，并写了好几篇有关“劳动问题”的重要论文，论及推翻剥削制度的问题。

当时郑振铎参加了李大钊领导的秘密组织的活动，“经常的在北大图书馆或教室里开会”（见郑振铎《回忆早年的瞿秋白》，载1949年7月28日《文汇报》）。他当时参加的秘密组织应是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因为他在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3月30日的大会上与李大钊一起被选为出版委员。

自1895年来会理（David Willard Lyon，1870—1949)作为第一位青年会干事受国际基督教青年会差遣来华算起，25年后的1920年，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21省中有17省建立30个城市分支机构，会员32，330人，学生青年会170个，成员14，200人。

1900年后，中国青年会受北美社会福音派影响，日益强调社会服务，鼓励成员参与针对社会底层群体开展的各项公益事工，为要最终“在地上建立天国” ，因此在20世纪头25年逐渐热衷于参与中国社会的改革和政治重建。

随着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政治危机的加深，民族主义的兴起，中国知识界日益卷入政治运动，青年会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赖德烈（Kenneth Latourette，1884—1968）认为，1920年是一个分水岭，标志着外国人在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中的角色削弱，中国基督徒的地位和影响力逐步上升。
基督教青年会的《青年》杂志，

影响力被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超过，甚至在官方历史叙述中失去历史地位，抹杀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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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在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第四次全国大会上修订青年会宪章，定名为“中韩港基督教青年会”，活动范围扩大到朝鲜。去掉“学塾”二字，使青年会成为包括社会各界的组织，全国机构称“中韩港基督教青年会总委办”。
其实，1919年韩国的“三一运动”，一开始也借助了基督教会的影响力。

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所是1911年由美国青年会出资在北京东城米市大街购地建造的一座四层大楼（现已拆除），1913年10月落成。大楼北部是礼堂，紧挨着金鱼胡同，后改为芮克电影院、红星新闻电影院。
照片拍摄者甘博在1917-1919年间及1924-1927年间,两次出任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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