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史学｜黄道炫：社会的隐没和复现：共和国史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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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witter.com/zhangyouruo/status/1371720126588854284
摘要：共和国史是一门新兴的研究学科。由于共和国史还是个不断发展中的学科，和现实高度贴近，研究难度很大。仅就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这段历史言，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脉络是社会的隐没和复现。
共和国成立初期，政治一度居于社会的绝对统帅地位，这带来了政治的严明和社会的安定，却也使社会活力逐渐隐黯不彰。改革开放是对社会活力的重新激发，改革开放的成果，和这一点关系至为密切。这虽然可能是老生常谈，但老生常谈往往意味着难以颠覆的大众记忆。
最值得注意的是，抗战时期，中共在统一战线范导下，大力推进权力体系的向下植根，将权力末梢下探到村一级，实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政治经济社会一体化控制。中共的权力下探，既有政治组织的严密推进，也有文化权力的重新阐释，还有群众路线的全力配合。
通过将群众从社会人变成政治人，并建立直接服从于党的干部体系，中共建立了一个新社会的雏形，这个社会有异于传统自治型社会，是政治力全面楔入社会、高度政治化与组织化的全新社会形态。
新社会通过政治力的引入，荡污涤垢，这是政治全面介入社会后带来的最令人振奋的部分。比如取缔妓院、禁毒、打击黑恶势力、收容社会游民、整饬社会秩序等。近代中国社会日趋腐败是个大趋势，国家的沉沦和社会的沉沦几乎同步，传统社会自组织不断被弱化，这一点在城市尤其明显。
传统中国政权包括国民政府对此都缺乏应对能力，没有有效应对方式，只能放任社会自流。中共建立全国性政权后，以政治强力介入，对社会腐恶势力打的打，抓的抓，关的关，几乎是摧枯拉朽般，一夜间就解决延续几十年上百年社会问题，让人眼前一亮。新政权能迅速站稳脚跟，赢得人心，和做这些事关联极大。
摧枯拉朽，是挺不错的，一旦调转枪口呢？清洗上瘾呢？不断革命不断清洗呢？总不能天真地以为它就只会摧枯拉朽吧？
当然，由于社会的复杂性，即便再严密的社会政治管理，也会有缝隙，会有漏网之鱼。比如乡村的自留地，比如走街串巷的小贩，比如一定数量的游民，比如一些人的消极不合作。这部分人和现象的存在，既是国家权力的有意法外开恩，以此补充政治权力的不足，也有社会在政治缝隙中的顽强生存。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确立及管理体系的逐渐严密，不断压缩这部分人的生存空间是一个大趋势。比如70年代中期乡村就实施过一两年的取消自留地。所以，观察这种社会缝隙，既要注意到它们的存在，看到社会力量的顽强一面，又不宜过分夸大，毕竟在政策的大趋势下，这样的力量实际上只是一种不断被边缘化的存在。
社会的确有力量，这一点在改革开放后体现得特别明显，但社会毕竟也有在政治力面前不堪一击的事实，注意到这一点，更可能把握住那个时代的主流。
——不堪一击
——不堪一击
近年的历史研究，忽略大人物的历史作用似乎成了趋势，当研究者把这个作为趋势的时候，确实也能找到各种各样的材料和说辞，这是历史研究其实也是整个世界所有事情的吊诡之处。
研究者习惯于谈论话语权力，强调知识权威，历史中的人和事件被笼罩在知识和话语形成的权力关系中，人的活动无所不在地被制约、规训并符号化。注意到每个个体的局限，指出个体面对知识之网的无奈，有助于矫正人类的自大，看到知识生产、话语权力及社会政治关系互为影响的多面性、复杂性。
当人被放进知识生产各种权力关系中，主体地位有了很大动摇，新文化史中人很多已不是真正个体，马丁•盖尔故事换成马尔•盖丁，大概并不会太影响作者讲述。固然经过20世纪文化的洗礼，我们已经未必能够看到真正独立的个体，可是人终究还是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人性、人的智力和能力也确实存在差异。
承认这些，我们就不能不承认不同的个体在历史中地位并不完全相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大人物可以影响乃至改变历史方向时，他们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是作为一个权衡利弊的理性人存在，他们同样受情感、情绪乃至健康因素制约，决策有可能基于情绪化的冲动，也完全有可能做出误判。
然后通过高度集权的体制不断放大扩大，就是巨大的灾难
后人如果不注意人的复杂性，不注意历史中的偶然及随机因素，单纯对历史做理性推导，就可能得出理论上貌似完美却和实际南辕北辙的结论。其实，作为既在历史又在现实中的人们，应该诚实面对自己的生活境遇，对大人物的作用，理应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位。
——读二十四史尤其如此，都是大人物，经常有错觉
——读二十四史尤其如此，都是大人物，经常有错觉
吊诡的是，人们通常对当前发生的一切基于朴素的事实加以判断，而对于过往则予以学术的反思，问题是，有些所谓学术的反思一旦开始，历史认知的滑稽剧似乎也就不太遥远了。
20世纪50年代是共和国的第一个十年。这十年，社会政治经济都有很大的震荡。如果放长眼光，我们或许会发现，中国历史上的历代政权，实际上多有这样一个震荡过程，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
——前十年，是从做奴隶而不得到即将坐稳奴隶身份的前十年
——前十年，是从做奴隶而不得到即将坐稳奴隶身份的前十年
秦朝公元前221年建立，到公元前214年、前213年就有一说到秦朝就会想起的最著名的事件一焚书坑儒。大概是秦朝建立七八年发生的事件，在秦朝的第一个十年。汉朝公元前202年建立，到公元前195年，七八年就有一个白马之盟，白马之盟大概也是汉朝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了，就是所谓的异姓不封王。
异姓不封王的前提就是异姓王早已经被消灭了，韩信、彭越这些当年为汉朝打下天下、立下汗马功劳的地方实力派诸侯都已经被清除。应该这么说，汉朝以后异姓封王的传统可能就被打破了。此后异姓封王比较罕见。
唐朝第一个十年我们可以想到的最著名的事件就是玄武门之变。
唐朝第一个十年我们可以想到的最著名的事件就是玄武门之变。
唐朝618年建立，626年玄武门之变，李世民通过屠杀兄弟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我们想到唐朝，可能玄武门之变、贞观之治和安史之乱是最容易跳出来的。宋朝960年建立，962年有个杯酒释兵权，这个也是我们讲到宋朝一下子就会想到的。然后是明朝，明朝1368年建立，到1380年朱元璋有个很重要的决定，
这个决定影响到日后中国政治几百年，就是废中书（中书令）。丞相制是我们从汉朝开始，或者从秦朝开始一直有的传统，到明朝被废了，清朝也沿袭了明朝的制度。废中书稍晚于明朝建立十年，宽泛一点，也可以算到明代初年吧。大的王朝第一个十年没有重要事件的就是清朝，清初皇帝是顺治，曾经由多尔衮摄政，
因为年龄小，是一个比较“无为”皇帝。后面康熙也是很小，7岁就继位，清朝如果说有重大事件，就是从康熙开始的。因为特殊的原因，唯一跳出了我讲的中国传统政治十年率这种状态的是清朝。
民国的前十年，政治也是一团乱麻。其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影响中国之后一百年历史的非常重要的运动一新文化运动。
民国的前十年，政治也是一团乱麻。其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影响中国之后一百年历史的非常重要的运动一新文化运动。
从1916年开始，到1919年演化为政治运动、社会运动，对整个国家社会文化思想的重新建构起了无可估量的作用。
我们看历史，会发现王朝的第一个十年多为动荡期，新旧体制剧烈摩擦、碰撞。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一样，前十年发生了太多事情
我们看历史，会发现王朝的第一个十年多为动荡期，新旧体制剧烈摩擦、碰撞。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一样，前十年发生了太多事情
最大的不一样在于，传统王朝的第一个十年中发生的震荡都有一个共性，都和权力斗争有关系（焚书坑儒不那么直接）。共和国的这十年，当然不能说没有权力的因素在里面，但是权力的因素在这十年确实不是那么的重要，更多还是一个新观念、新社会形态、新结构的引进造成的巨大震荡。
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一样，震荡的十年之后，却又迎来了更大的震荡，也就是“文革”。看来，这十年还不是彼十年。有共性，又有不同，毕竟这是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制度、结构和个人还是要放到一个整体中观察，震荡有结构因素，震荡烈度则不能说和领导者没有关系，可说是结构和领袖双重互动的结果。
中共改变的期许和现实之间，理念和实践之间，共和国史的不同阶段之间，都张力十足，给研究者充足的解释和施展空间。比如，中国共产党特别强调情感动员，在很多事件中可以看到情与理、集体意志和自觉自愿的交织、错位，这恰恰是中共运作机制的关键。
研究共和国的历史，有一个问题可能是需要谨慎的，就是共和国历史材料生产的规整性。中共是一个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政党，特别强调历史记忆和思想生产，对于历史记忆的生产、保存、书写，有一套特别清晰的程序和自觉。其不一定是事先完整设计好的，更多是机制和政治文化下面相伴生发的东西。
有组织刻意引导，也有政治文化习染之下自觉，两者互为生成。当然，任何历史材料都有这样的特性，共和国时期尤为明显。这就要求研究者利用这些材料时要有清楚的意识，要高度关注其生产性，要参照不同的材料，要遵循人们多年形成的常识予以判断。这是一个特别复杂，对研究者而言也特别具有挑战性的时期。
汉末以来离心力自以胡羌诸族崛起最为重要。他们在中国史上角色正与西方罗马帝国末期的日耳曼民族十分相似。当时中国北方、西方以至东北沿边诸外族都处于上升时期，活力充沛。他们亟欲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一试身手的神态已不可掩。故汉人中有先识者早引以为忧。晋初江统的《徙戎策》是一个最好的证据。
雷海宗论中国史的周期，说西方古代史只经历第一个周期，故罗马帝国后再也没有第二帝国，中古查理曼帝国并未能再度统一欧洲。中国史则开辟第二个周期，所以秦汉之后还有隋唐统一帝国的兴起。但这个第二周期的开辟并不完全是汉人文化的复兴。如果不为汉族中心论的偏见所囿，我们必承认所谓“胡人”的贡献。
五世纪时北齐高洋曾说：宇文泰据长安，自诩上承汉、魏正统而江东萧衍得礼乐衣冠之传，北方人士多视为正朔所在。此语反映了胡人对南方文化的向慕心理。魏太和十七年（493）王肃北奔，已把南朝前期的礼乐制度带到了北方。在南北朝后期，南北不但有互市，并且交换使节，往来频繁。
安史乱后行两税制，放弃了均田的理想，税收的重心也逐渐移到工商业方面。隙寅恪先生所谓“南朝化”，是有相当根据的。中唐以下，商税在政府收入中比例渐增（日人加藤繁有考证），是很可注意的现象。先师钱宾四先生论“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以安史之乱为分水线，也可与陈寅恪、加藤繁等人的论断互相印证。
如果作一最大限度的宏观式观察，西晋永嘉之乱以下，中国史的重心似乎不断地从西北移向东南，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则是西北与东北的少数民族一个接着一个向中原进逼，至蒙古与满洲两族入主整个中国而登峰造极。故论中国史上的统一与分裂首先要研究日本学人称之为“征服王朝”的问题。
自汉代以来，纯由汉人所建立的统一王朝只有汉与明，唐朝事实上是汉胡混合体。宋代则先后与北方的辽、金对峙，史家有目之为第二个“南北朝”者。但由非汉族建立的统一王朝也有两个即元与清。所以客观地说，两千年来的中国史是汉与胡共天下的局面。“征服王朝”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梁启超以来，学者大都认定中国两千年政治形态是所谓“君主专制”。这当然是用西方的概念与分类所得到的论断。这个说法并不算错，因为皇帝至少在理论上是人间权力的最后来源。这里特别标出“人间”两字，因为在古代政治思想中，权力还有超人间的根据，即是“天”。“天”是皇权的保证，但同时又构成皇权的限制。
“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在汉初已是相当流行观念。故中国原有君主尊制并不是绝对的、任意的。但君主专制在中国史上有愈演愈烈倾向，故近人每以明、清为专制的高峰时代。有理由相信这一历史趋势与“征服王朝”，特别是统一的“征服王朝”有关。明代继蒙元而起，清代本身即是统一的“征服王朝”。
塞外诸族在未征服中国以前虽诸部落之间维持着比较平等的关系，甚至还实行酋长选举制度。但他们在入主中原后反而更加强了中国原有的专制制度，如耶律阿保机为契丹可汗后设“惕隐”新官控制其它党族，又设“宿卫军”扩大个人的权力。如满族皇太极建“南面独坐”之制以取消四大贝勒按月分值的制度。
——反而加强
——反而加强
所以明代朝仪，臣僚对皇帝仅四拜或五拜，清代则改三跪九叩了。这里引出了“政治”与“经济”,“文化”之间的分离问题。专制政治不断因“征服王朝”所带来的新因子而加强，其基本取向是内陆的，重农轻商的；其性格则是封闭的，独占的。
但由于经济与文化的重心逐步从西北内陆向东南沿海移动，中国经济史与文化史至少从南宋以来已透露出海洋的取向和开放的精神。以经济史而言，海外贸易的重要性在南宋初即已为宋高宗所发现。他看到市舶司的收入之高，曾感慨地说：如果市舶司收入能继续增加，国家的费用便不必取之于农民了。
明代晚期海外贸易相当发达，福建沿海的人往往“半年在田，半年下海”。中国人的南海殖民即始于此时。当时东南沿海的对外贸易也为明政府增加了很多的岁收，故有人称之为“天子之南库”。台湾便是在这一大趋势之下与中国大陆发生了直接关系的。郑芝龙、成功父子都是以海上贸易起家的。（兼具“海盗”的性质）。
这一点最能说明西方的政治与经济互为支援，朝着同一方向进展。而明清中国则政治与经济分裂，差不多是背道而驰的。内陆取向的封闭型、独占型政权与海洋取向的开放型、竞争型的商业，彼此鉴枘。故侨民在南洋与菲律宾无论遭到残酷的迫害以至屠杀，本国政府都坐视而不予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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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史上的海洋取向与开放最明显地表现在明末一部分士大夫对耶稣会所传入的西学的态度上面。方以智、中通父子对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都表现出高度的兴奋之情。耶稣会中著名的教士如利玛窦、汤若望、金尼阇等都先后受到士大夫的极高礼遇，稍一翻阅明清之际的诗文集即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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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基督教史的人并不据此即彻底否定其中更重要的批判精神。明清儒家也未尝没有政治批判的深刻意识，不过出之以十分隐蔽的方式而已。今天我们都推重黄宗羲的《明夷待方录》，认为这是批判中国专制政治的最有系统的创见。其实黄氏的思想，渊源正在王阳明的致良知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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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氏主要论点使天下之是非在学校中公开讨论，打破专制政治“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局面。王阳明说过：“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便可知他正是要把是非决定权从朝廷收归每一个人。阳明说：“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这点最彻底的反专制，不过为了避祸而出之以迂回曲折的途径而已。
阳明集中极少论政治的文字，但其中哲学论述表面上无政治，而骨子里处上有政治的涵义。（阳明避祸的心理最清楚地流露在他与王艮的第一次谈话中，但仅见于王心斋年谱中，王阳明年谱则似有意加以讳饰。）
又如“人各自私、人各自利”，故主张遂“私”以成“公”，反对传统有“公”无“私”说法。这一点在明清之际几已成为定论。最近沟口雄三对中、日公私观念加以比较，颇有新见。但我偶然发现早在十六世纪上叶已出现了“遂其私所以成其公，是圣人仁术也”这样的观点，比黄宗羲、顾炎武、陈确等人早了一百多年。
以隐蔽方式封专制政治提出抗议，与王阳明将“是非”之权收归个人，涵义正相贯通。总之自王阳明以下，儒家向社会上争取空间，避免与专制政权发生直接的、正面的冲突，但反专制精神处处可见。阳明后学尤其是泰州派借乡约讲学，即正面呈露。明清儒学创新部分与专制政治是分裂而不是合一，是不容否认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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