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 by @isawamaho

劉仲敬訪談 092 @ 20200610 論黑金

很多人認為法律規則和財富是彼此不相干的東西。他們把規則這個東西看成是一種像空調提供的溫度這樣的背景，把財富看成是客廳裡面的傢俱那種跟空調沒有關係的東西。但是實際上兩者基本上是一回事，規則和財富是基本對等的。

@LiuZhong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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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和北歐國家的主要優越性就是，馬基雅維利主義只適用于政治家，而且只適用於國家利益，人和人的私人道德方面基本上大家是相互一致的，不存在道德上的明顯衝突。而南歐系與拉丁美洲國家與其他邊緣國家始終存在著嚴重的貪污腐化現象，帳面上能夠記載的大部分財富集中在以國家為中心的經濟體系周圍。

人民創造的財富基本上是非法和無效的，而人民的政治行為始終是不正當的、跟恐怖主義或者其他什麼惡劣現象相聯繫的東西。所以，黑金存在這個事情，就明顯是在把傳統社會的經濟和秩序投入跟現代經濟相結合的投資過程中間轉出來的一些有形財富得不到保護的現象。

實際上，臺灣的現代化模式基本上是土耳其式的。它本質上就是一個國家社會主義的體系，是依靠國家投資和國家訓練的科技人員維持的體系。而這個體系跟與它相衝突的民間體系之間的博弈，實際上就是所謂的臺灣民主化。而臺灣能夠成功的主要原因就是，臺灣的體量較小。

臺灣的民間經濟能夠以跟比如說俄羅斯、阿拉伯國家和土耳其不同的方式，能夠以西方式的民主運動的外表、以有形態的方式、以政黨政治的方式呈現出來，在美國人的保護之下，去擠壓仍然存在、只不過是漸漸萎縮的國家社會主義體系而獲得成功，這件事情的關鍵因素就是它的體量小。

在李登輝時代的臺灣，你可以想像，所謂的地方派系的成長是什麼呢？那就是國民黨的党國體系原有的統戰資源和吸納機制顯得不夠用了。照蔣經國時代的“催台青”政策，他們本來應該吸納像許信良這種人。如果這個機制跟社會的發展完全吻合的話，後來的很多像許家這樣的人的，他們應該早就被吸納進來了。

但是吸納的資源不夠大，吸納的機制也不夠寬，所以在體制的邊緣地帶有像許家這樣的地方性集團。他們有自己的正義。而財產本質上是一個社區現象，不是個人現象。所以，他們就面臨著一個“魯濱遜登陸時刻”。如果得不到保護的話，這些東西可能完全得不到承認，甚至會被列為黑社會和打擊物件，全部煙消雲散。

這就是小團體精英階級的一個智慧的考驗，也就是司徒美堂決定把自己發明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協委員的那個關鍵時刻，他需要做一個發明的選擇。而他跟李登輝政權的關係是雙方都需要的，像他這樣的人在當時的社會環境當中面臨著幾種不同的發明。

許家在1980年代後期和1990年代初期，實際上他是可以運用不同的高階語言的：可以把自己發明成為一個具有江澤民風味的、「解放政權，不再代表外省人對臺灣人的剝削壓迫，而是代表所有新臺灣人」的李登輝政權的週邊；也可以把自己發明成為剛剛集結起來的黨外勢力的開國元勳，是黨外勢力的張靜江。

後一條道路，那就是你要準備耕耘二、三十年以後，在你的子輩才能收割；而前一條道路，你現在就可以收割。

他選擇了前一條道路，於是他就變成了一個典型的新臺灣人和新國民黨人。

從李登輝的角度來看，這樣一來是解放了一部分非法的或者說是介於非法和合法之間的社會資源，把這些資源變成了他自己的政協力量。而這些政協力量，能夠使他以“民主先生”的方式，打敗原來那些僵化的党國體系——那些反應不靈的、掌握了大部分帳面資源、但是動員不了社會潛在資源的党國大佬。

在混亂和轉型期，新的規則尚未確定、舊的規則開始變得模糊和解體的情況下，許家獲得了現在的收穫，但是他們也搭上了國民黨這條船。等於是，所有人都有他的收穫時間線。他的收穫時間線，使他在國民黨轉型、但仍然可以維持政權這個時間段獲得了最大的收穫；

而那些選擇了獨立於國民黨的人，“我就是臺灣人，以前我爸爸和爺爺在的時候你們一直欺負我，現在你們不行了又來找我，我不會這麼沒有骨氣”，那麼你就要準備吃虧二十年。前者沒有吃虧二十年，但是他失去了二十年以後的世界。國民黨徹底崩潰後，他這樣的黑金一定不能容於轉型以後的新政權和新的社會規範。

我得說洗錢就是在幾年時間內、在一代人的時間內迅速進行的轉型，轉型就是跨越幾代人的洗錢。為什麼我們認為轉型很正當而洗錢不正當？答案是，一個人通常只能有一種價值觀念，青年時代以前形成的價值觀念在中年以後不可能真正轉變，你只能把他變成一個卑鄙的投機分子而已，轉變只能通過他的下一代實現。

所以，許家所執行的那些遊戲規則在蔣經國時代和蔡英文時代都是非法的，但是在李登輝時代卻像是格蘭特將軍時代的坦慕尼社一樣，它是一個介於合法和非法之間的存在，是社會轉型所必需的。這種事情會被他們的孫子所否認、譴責和痛恨，但是如果沒有他們的存在的話，這些孫子根本就不會出生或根本混不下去。

許家呢，無論他自己的主觀意願如何，他就是在李登輝時代開放政權的那個時刻扮演了新臺灣人的角色，然後在共產黨的華人統戰時期又扮演了華人的角色。

新臺灣人、全世界華人、臺灣愛國者和中國臺灣省人，這幾個概念過去像在波蘭-立陶宛王國時期的波蘭臣民一樣，在李登輝時代是相互重疊的。

李登輝時代的一個新臺灣人，他可以同時是華人，也可以同時是臺灣愛國者，這些身份是不相衝突的。

但是以後，就要像是普魯士新教徒和立陶宛天主教徒一樣壁壘分明，互不相容了。許家真正倒楣的原因還是因為你站隊錯誤，你在臺灣社會分化為兩個敵對陣營的關鍵時刻站到了所謂非美勢力的那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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