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 by @sophyzhang2003

元代清真寺，遍布大江南北。这时的穆斯林，不再像唐宋时期那样，几乎全部是阿拉伯、波斯人。元代伊斯兰教徒中，固然仍以阿拉伯、波斯及中亚地区穆斯林移民为主，但已有大量蒙古人、唐兀人、汉人参加了这个行列。
杭州真教寺，1314至1320年所建；四明（宁波）的两座礼拜寺，重建于1343至13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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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江浙商人，还得看看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长三角都市流动穆斯林与伊斯兰教研究》（作者：葛壮 ）
历史上穆斯林人口向中国移民有两个高潮时期：唐代和元代，尤以元代为甚。
唐永徽二年八月二十五日，第三位哈里发奥斯曼（664年—656年在位）的使者抵达长安并觐见唐高宗李治，

有人统计：从永徽二年至贞元十四年（651—798），在147年中，大食遣使来唐就有36次之多，其中仅开元年间（713—741）即有10次。至德二年（757）正月，应萧宗李亨的邀请，大食还派兵开入中国过境，助唐平定了安禄山之乱。东西两京的克复，大食出力不小。

大食商人从阿拉伯到中国，往返一次约两年的时间性。其中冬季归国者固然很多，但留华不归者为数也不少，当时 ，人们将这种外商留华不归的现象叫作“往唐”。此外，帮助平定安史之乱的大食兵，后来也都留居长安。据说为满足他们宗教生活的需要，唐朝皇帝还为他们建了一座清真寺。

他们有的带来了自己的妻子儿女，有的则在中国娶汉女为妻。
她们被唐人称为“波斯妇”或“菩萨蛮”。所谓“菩萨蛮”是波斯语Mussulman或其讹形Bussurman的译音，意为伊斯兰教徒（穆斯林）。词牌名“菩萨蛮”，即出于穆斯林妇女的来华。他们在华所生子女，叫作“土生蕃客”。

到北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已出现许多在华居住五世以上的土生蕃客，朝廷因此特意颁发一个“蕃商五世遗产法”，以解决他们在华的遗产分配问题。
因有“化外人法不当城居”的规定，他们中少数人与汉人杂居在城内，大多数人则居住在海运交通干线各城市郊区的聚居区内，这种“蕃商”的聚居区，被称为“蕃坊”。

从阿拉伯商人苏来曼的《游记》中，从朱或的《萍洲可谈》等其他一些唐宋史籍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蕃坊”的大概情况。蕃坊内的最高领袖是“都蕃长”或称“蕃长”，一般是由德高望重的穆斯林担任。蕃长从穆斯林高人中选出后，要经过中国政府的批准和正式任命。蕃坊的管理有明显的“政教合一”性质。

穆斯林之间如果发生了纠纷，即由蕃长在自己的管理机构“蕃长司”内处理解决，中国官员一般并不干涉。苏来曼说，蕃长做出一切判决，合乎《古兰经》及伊斯兰教教法。蕃坊内有养育院，市场，公共墓地，礼拜寺。蕃长也是蕃坊的宗教领袖，在伊斯兰教节日里带领全体穆斯林作礼拜，讲教义，为穆斯林的苏丹祈祷。

1240年，基辅被蒙古铁骑攻破，整个俄罗斯成为蒙古贵族属下的纳贡者。1260年，传了37代的阿拔斯王朝为蒙古人所灭，至此，中亚、西亚伊斯兰教国家和地区皆入蒙古帝国的版图。中西之间的陆路交通随着蒙古铁骑的往返而畅通无阻。阿拉伯、波斯人大量涌入中国，除一部分来华贸易的商人外，

更大量的则是回回军士、炮手、工匠、贫穷百姓以及已经归附了蒙古贵族的回回达官贵人和学者，他们被编入“探马赤军”，参加了蒙古贵族征服全中国的战争，被派遣到全国各地去驻防和屯戍。元代回回人任中央及地方政府丞相、平章政事等重要职务的，多达49人，在地方基层政权机构中任达鲁花赤的人就更多了。

【典型人物】
蒲寿庚家族祖上来自大食（阿拉伯），因贸易移居位于今越南中南部的占城国，后来华定居广州，南宋后期又移居泉州（刺桐）。當時泉州一帶海盜猖獗，蒲壽庚與其兄蒲壽宬，為保持商路暢通，自行組織船隊，擊敗海盜，維持泉州地區的安寧。宋朝政府招撫蒲壽庚家族，授官福建安撫沿海制置使，

承認他們在當地的勢力。
1276年，元軍攻佔南宋都城臨安(今杭州)，俘5歲的南宋皇帝恭宗。南宋皇族逃往泉州，意「欲作都泉州」，此時的蒲壽庚已經通敵，「昰欲入泉州，招撫蒲壽庚有異志」，端宗等人無法進入城內，只好待在東海法石寺。張世傑向蒲借船被拒，抄沒其財產，蒲壽庚進而「盡殺南宋海外宗室」，

並且追殺皇帝端宗和末帝，導致二位皇帝進一步南逃，直至蹈海崖山（今广东江门一带）。
1276年12月蒲壽庚與元朝勢力結盟。至元十五年（1278年），被元朝任命為福建行省中書左丞，終元代一朝，蒲壽庚家族掌控海上貿易，獨霸市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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