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上班记》将出版，此中曲折待后人述说
据微博、豆瓣等用户提供的书影及出版信息显示，何兆武先生《上班记》将由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出版，预计于2022年4月上市。
何兆武先生于2021年5月28日在京逝世，享年99岁。2006年，早年求学口述史《上学记》出版。
mp.weixin.qq.com/s/IMDwxSKAULOz…
据微博、豆瓣等用户提供的书影及出版信息显示，何兆武先生《上班记》将由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出版，预计于2022年4月上市。
何兆武先生于2021年5月28日在京逝世，享年99岁。2006年，早年求学口述史《上学记》出版。
mp.weixin.qq.com/s/IMDwxSKAULOz…
https://twitter.com/zhangyouruo/status/1398194985271316481
方交良《六桂堂读书记》一书中介绍，《上学记》出版后，何先生也面临一些批评和压力。问起《上班记》写了吗。何先生说，没写，也不准备写……我的《上学记》被人批评了，说对老师吴晗大不敬。
而《上班记》涉及更多在世的人物，这或许也是何先生不愿生前出版的重要考虑所在。
而《上班记》涉及更多在世的人物，这或许也是何先生不愿生前出版的重要考虑所在。
https://twitter.com/zhangyouruo/status/1398470688743124993?s=20&t=jG-uDrBQYDD633vL2Wu3Kg
侯外庐先生年轻时就服膺马克思主义，20年代在北京师范大学念书时上李大钊的课，深受影响，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留学法国专门攻读马克思理论，并着手翻译《资本论》。就我所知，他是最早翻译《资本论》的人。侯先生的外文并不怎么好，不过在这一点上我的看法和许多人不同。
https://twitter.com/zhangyouruo/status/1407993681420767235?s=20&t=jG-uDrBQYDD633vL2Wu3Kg
中国大学还是民国初年孙中山创办一所私立学校，就在现在教育部的地方（原郑王府），陈伯达就在那里教书。平大虽然是公立的，但因为原来都是专科大学，水平差一些，不同思想的教师也比较容易进，所以那里就成了左派的天下。特别是法商学院，那里左派教师集中，学生多是左派，所以法商学院也是最闹事的。
1932年12月抓了三个教授，除了侯先生，还有北大许德珩、北师大马哲民，罪名好像是“危害民国”，还判了刑，闹了很大一阵，当时叫做“许侯马事件”，侯先生是在第二年8月才被释放。当时有个传统，凡是名人被抓都会有人出来保，包括杨开慧，蔡元培等好几个国民党的元老都打电报给湖南省长何键，要求保她。
但何键很狡猾，收到电报就先把人给枪毙了，然后回复说：可惜电报收晚了云云。不过过去确实有这个传统，侯先生他们也被保了出来。zh.wikipedia.org/zh-hans/%E4%BD…
何鍵（1887年4月10日－1956年4月25日），湖南醴陵人。字芸樵，别署容园。民國時期湖南省政要，曾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國民革命軍二級上將，以在湖南積極對付中国共产党而聞名，曾下令处决毛泽东和朱德的夫人。
何鍵為中國新興宗教一贯道信徒。
何鍵為中國新興宗教一贯道信徒。
https://twitter.com/zhangyouruo/status/1489077463900917760?s=20&t=jG-uDrBQYDD633vL2Wu3Kg
三结合
侯先生还在重庆继续办杂志，因挂了孙科名字，也是对左派进步杂志的一个保护。抗战初期，郭沫若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厅长，是左派的文化领袖，他们经常有活动。有一次开座谈会，张申府提出来要马克思、罗素、孔子三结合，侯先生当场批了他一阵，我们都是在《中苏文化》上知道的。
侯先生还在重庆继续办杂志，因挂了孙科名字，也是对左派进步杂志的一个保护。抗战初期，郭沫若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厅长，是左派的文化领袖，他们经常有活动。有一次开座谈会，张申府提出来要马克思、罗素、孔子三结合，侯先生当场批了他一阵，我们都是在《中苏文化》上知道的。
刚解放的时候，史学界有“四老”之称，指四位老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翦伯赞，另外还有一种“五老”的说法，就是再加一个吕振羽。抗日战争时期，吕振羽做过刘少奇的秘书，但后来也是最早出问题的，1963年把他抓起来，再往后就不提了，只剩下“四老”。
https://twitter.com/zhangyouruo/status/1398458820259586050?s=20&t=jG-uDrBQYDD633vL2Wu3Kg
不过这四位老资格的马克思主义者，文革中无一幸免，都没能逃过这一关。翦伯赞自杀了，侯外庐瘫痪了，范文澜做了五次检讨，不顾“实事求是”的原则，竟然嘱咐帮他做检讨的助手说：“说得越过分越好。”
https://twitter.com/zhangyouruo/status/1479365181738143744?s=20&t=jG-uDrBQYDD633vL2Wu3Kg
郭沫若没有被大规模的明批，实际上他的压力也很大，一个儿子被打死、一个儿子自杀，而且他公开做自我检讨，说：“现在看起来，我以前写的书都该一把火烧掉。”这话听起来似乎有点否定过头了，他是在否定自己，还是否定自己的事业？难道他真那么想？
https://twitter.com/zhangyouruo/status/1436102694922448935?s=20&t=jG-uDrBQYDD633vL2Wu3Kg
有一次抄侯先生家，本来准备下午去，不知怎么走漏风声，让中央戏曲学院红卫兵抢先一步，把好东西都抄走了，结果我们所的这帮人去了以后什么都没捞到。这种活动我是没有资格参加的，不过因为我们室的王恩宇是红卫兵的头儿，我听见他给戏曲学院打电话，说：“我向你们提出最严重的抗议，你们趁火打劫！”
五四那辈人和后来我们这辈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第一，他们的旧学或者国学根底都非常之好，像陈寅恪、俞平伯是有家学的，或者没有家学的，因为整个社会环境的原因，旧学根底也要比我们强很多。如果让我们这一代来反传统还反不了，因为经书全没念过，更不要说背诵，古典的精义全都不了解，反也反不了它。
第二，五四这一辈人大都喝过洋墨水，胡适留美，陈寅恪留德、留美，陈独秀留日，名人中只有两个例外，一个顾颉刚，一个陶希圣。
可是中国的五四运动是个例外，中国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极其爱国，但又极其的反传统，或者说，他们以对传统的极力反对来体现他们的爱国热忱，这是很多民族所没有的。
——这是为啥呢？
——现在不是来了吗。
——这是为啥呢？
——现在不是来了吗。
当时日本加紧对中国的侵略，驻扎北京的是冯玉祥的29军，广大官兵还是非常爱国的，但他们的头头宋哲元却是个动摇分子，总想在日本和国民政府的夹缝中间做个土皇帝。顾先生亲自到29军做工作，写了许多宣传抗日的通俗作品，当时很少有其他大学者像他这样，这是很了不起的。
https://twitter.com/zhangyouruo/status/1398985504108863495?s=20&t=jG-uDrBQYDD633vL2Wu3Kg
这……太逗了
顾颉刚考证出农历六月六日是大禹的生日，所以就把“工程师节”定在这一天。但是在此之前，他曾经有过一个重大发现，说大禹其实是条虫子。那时候我正在西南联大做学生，有一次听中文系主任罗常培讲课，说：“顾先生真有意思，考证出大禹是条虫子，又说六月六号是大禹的生日。虫子还有生日？”
顾颉刚考证出农历六月六日是大禹的生日，所以就把“工程师节”定在这一天。但是在此之前，他曾经有过一个重大发现，说大禹其实是条虫子。那时候我正在西南联大做学生，有一次听中文系主任罗常培讲课，说：“顾先生真有意思，考证出大禹是条虫子，又说六月六号是大禹的生日。虫子还有生日？”
幸亏那个被献的人还有点自知之明。
那时候把蒋介石吹捧为民族英雄，朱家骅出了个主意，想要向蒋献九鼎，那是中国古代赞美功德最隆重的礼节了，于是请顾颉刚写颂辞。记得政治系张奚若先生在课上说：“竟然有人还要献九鼎，也不知道是什么时代了，幸亏那个被献的人还有点自知之明。”
那时候把蒋介石吹捧为民族英雄，朱家骅出了个主意，想要向蒋献九鼎，那是中国古代赞美功德最隆重的礼节了，于是请顾颉刚写颂辞。记得政治系张奚若先生在课上说：“竟然有人还要献九鼎，也不知道是什么时代了，幸亏那个被献的人还有点自知之明。”
据说后来蒋介石自己拒绝九鼎，当然也就没有献成，但是无论如何，这件事对顾先生的声誉是个打击。好像他还有个声明，说九鼎的铭文不是他写的，而是他的一个学生，而且我还听说，铭文实际上是他的学生刘起釪写的。刘先生比我长四五岁，也是湖南人，后来在历史所。
https://twitter.com/zhangyouruo/status/1478320747856728066?s=20&t=jG-uDrBQYDD633vL2Wu3Kg
1948年，顾先生以国大代表身份参加总统选举，后来成了污点。我不知道顾先生是不是参加了国民党，不过事实上认为他是国民党。另外还有一件事情，解放前，顾颉刚在上海办了一个书店，叫“大中国图书局”，结果解放以后他的成分就变成了资本家，这个很糟糕，对他后来还是有影响的。
https://twitter.com/zhangyouruo/status/1493456536844533761?s=20&t=jG-uDrBQYDD633vL2Wu3Kg
行路難其三
有耳莫洗潁川水，有口莫食首陽蕨。
含光混世貴無名，何用孤高比雲月？
吾觀自古賢達人，功成不退皆殞身。
子胥既棄吳江上，屈原終投湘水濱。
陸機雄才豈自保？李斯稅駕苦不早。
華亭鶴唳詎可聞？上蔡蒼鷹何足道？
君不見吳中張翰稱達生，秋風忽憶江東行。
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
有耳莫洗潁川水，有口莫食首陽蕨。
含光混世貴無名，何用孤高比雲月？
吾觀自古賢達人，功成不退皆殞身。
子胥既棄吳江上，屈原終投湘水濱。
陸機雄才豈自保？李斯稅駕苦不早。
華亭鶴唳詎可聞？上蔡蒼鷹何足道？
君不見吳中張翰稱達生，秋風忽憶江東行。
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
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选院士有81人，郭沫若虽然是左派，但也在其中。胡适说：中研院看重的是学术，只要对学术有贡献就应该选上。解放以后，中央研究院改为中国科学院，科学院的第一批学部委员有233人，相当于院士了，而留在大陆的原中研院的那批院士中只有两个没有入选，
https://twitter.com/zhangyouruo/status/1479282524937277440?s=20&t=jG-uDrBQYDD633vL2Wu3Kg
一是植物学家胡先骕。胡解放前做过江西中正大学校长，反对白话文，被认为是老顽固，又是国民党，所以没有要。另外就是顾颉刚，也是政治的原因。再比如冯友兰，以前他是一级教授了，是国民党主席团里的一员，政治地位相当高，所以刚解放的时候一度把他连降三极，变成四级教授。
https://twitter.com/zhangyouruo/status/1479284607702814721?s=20&t=jG-uDrBQYDD633vL2Wu3Kg
非常有用
点名请他主持标点《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请了全国几十位大专家，传说这个任务是毛本人交待的。毛对中国的古书非常有兴趣，对《资治通鉴》当然尤其有兴趣。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有个非常强的班子，几个当时最有名的史学家帮他一起完成，记载的都是历代的政治斗争，大概这个对毛是非常有用。
点名请他主持标点《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请了全国几十位大专家，传说这个任务是毛本人交待的。毛对中国的古书非常有兴趣，对《资治通鉴》当然尤其有兴趣。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有个非常强的班子，几个当时最有名的史学家帮他一起完成，记载的都是历代的政治斗争，大概这个对毛是非常有用。
漏网之鱼
1957年“反右”，到处都在贴大字报，顾先生也写大字报做自我检讨，一贴就是三十六张，整个一面墙都贴满了。我只记得里边有几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反右”以来看到许多熟人成了右派，我是漏网之鱼。他竟自命“漏网之鱼”，我觉得挺好笑的，果然，到文革的时候也把他揪了出来。
1957年“反右”，到处都在贴大字报，顾先生也写大字报做自我检讨，一贴就是三十六张，整个一面墙都贴满了。我只记得里边有几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反右”以来看到许多熟人成了右派，我是漏网之鱼。他竟自命“漏网之鱼”，我觉得挺好笑的，果然，到文革的时候也把他揪了出来。
写日记很危险
顾颉刚喜欢写日记，且十分详尽，这是清代朴学家的作风，结果抄家抄出一大摞，有解放前的、解放后的。作为一个大名人，总免不了发牢骚，日记里随便找出一句话就可以上纲，于是历史所成立了专案组，举行声势浩大的批斗会，幸亏历史所的运动还文明一点，没有动手，
顾颉刚喜欢写日记，且十分详尽，这是清代朴学家的作风，结果抄家抄出一大摞，有解放前的、解放后的。作为一个大名人，总免不了发牢骚，日记里随便找出一句话就可以上纲，于是历史所成立了专案组，举行声势浩大的批斗会，幸亏历史所的运动还文明一点，没有动手，
https://twitter.com/zhangyouruo/status/1494571312274370560?s=20&t=jG-uDrBQYDD633vL2Wu3Kg
可恨
比如有位老先生叫蒙文通，是四川大学的教授兼任历史所研究员，他有一句口头语，看到某某人的做法觉得不应该，就说这个人该“打屁股”。于是文革的时候在四川大学斗他，就真把他的裤子扒下来打屁股。那时候他已经七十多岁了，还要当众受这种侮辱，加上他身体有病，就含冤去世了。
比如有位老先生叫蒙文通，是四川大学的教授兼任历史所研究员，他有一句口头语，看到某某人的做法觉得不应该，就说这个人该“打屁股”。于是文革的时候在四川大学斗他，就真把他的裤子扒下来打屁股。那时候他已经七十多岁了，还要当众受这种侮辱，加上他身体有病，就含冤去世了。
另外，斗牛鬼蛇神的时候有个“传统”，每个人都要自动报名，比如问到俞平伯，问：“你是什么人？！”答：“我是俞平伯，文学所的研究员。”“什么罪状？！”“我写了很不好的书。”“你写了什么书？！”“我写了《红楼梦研究》。”于是就给他戴一顶牛鬼蛇神的帽子。
批斗顾颉刚的时候也是这样，问：“你是什么人？”顾颉刚答得很有意思，说：“我是历史所的一级研究员。”当时历史所一级研究员只有两个人，一个侯外庐，一个顾颉刚，但那种场合还扬出自己的“一级”身份，总不太合时宜，所以被大家传为笑谈。
一次和历史所何高济聊天，开玩笑说：“顾颉刚向蒋介石献九鼎，怎么能做‘人民代表’呢？”何高济说：“正因为他献了九鼎，所以他能代表人民。”我问为什么，他说：“我们就是要让台湾看一看，向蒋介石献九鼎的人还能代表人民，这是多大的号召力呢。”这一点我没有想过，或许出于统战的需要？也并不是没有可能。
豁达
谢国桢先生倒非常豁达，关进牛棚也泰然自若，好像满不在乎，有人看守就低头学习“小红书”，没人时就东拉西扯，谈笑风生。当时我还不到五十，算是lateforties（四十岁的后期），谢先生大概比我大二十多，没有人的时候，我就偷着跟他胡扯，也算苦中作乐。
谢国桢先生倒非常豁达，关进牛棚也泰然自若，好像满不在乎，有人看守就低头学习“小红书”，没人时就东拉西扯，谈笑风生。当时我还不到五十，算是lateforties（四十岁的后期），谢先生大概比我大二十多，没有人的时候，我就偷着跟他胡扯，也算苦中作乐。
1909年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成立，1925到27年梁启超兼任馆长，谢国桢就在那里工作。现任馆长任继愈先生曾对我讲，图书馆刚成立的时候，一个月的经费总共才有两千块钱，可梁启超一个人的工资就有一千。谢国桢在京师图书馆研究金石和古代史，工作悠闲，比较适合他。
https://twitter.com/zhangyouruo/status/1423113908995334148?s=20&t=jG-uDrBQYDD633vL2Wu3Kg
哈哈
每月二百八十块大洋，待遇非常优厚，对于一个刚毕业没几年青年来讲，非常了不起了。因傅斯年和他的班子都是北大的，中央研究院设在首都南京，南方的史学界是中央大学柳诒徵弟子的地盘，傅斯年就希望有自己的人打进去。可是没想到，谢国桢去了以后和那些“柳门弟子”关系处得很好，根本没起到作用。
每月二百八十块大洋，待遇非常优厚，对于一个刚毕业没几年青年来讲，非常了不起了。因傅斯年和他的班子都是北大的，中央研究院设在首都南京，南方的史学界是中央大学柳诒徵弟子的地盘，傅斯年就希望有自己的人打进去。可是没想到，谢国桢去了以后和那些“柳门弟子”关系处得很好，根本没起到作用。
吐了
此前，谢国桢写过一些东西，已有了名气，其中《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鲁迅在文章里都有推荐。过去我们常说，孔子是至圣、孟子是亚圣。解放后，毛泽东被看作至圣，有一种说法是把鲁迅作为亚圣，所以，能被鲁迅推荐是很了不起的荣誉，这让谢先生得意了一生。
此前，谢国桢写过一些东西，已有了名气，其中《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鲁迅在文章里都有推荐。过去我们常说，孔子是至圣、孟子是亚圣。解放后，毛泽东被看作至圣，有一种说法是把鲁迅作为亚圣，所以，能被鲁迅推荐是很了不起的荣誉，这让谢先生得意了一生。
1946年，他的父亲死了，谢先生回河南老家奔丧，途经华北大学时见了范文澜。当时范文澜是华北大学副校长，给了谢先生一笔钱托他买书，不过他在用这笔钱的时候吃了回扣。回扣在旧社会里是公开的，相当于今天的劳务费，是很自然的事情，一般不算贪污，结果解放后被人揭发了，说他贪污解放区的血汗钱。
西南联大化学系高崇熙，教分析化学的，老清华出身，年龄和谢先生差不多。高先生要求学生非常严格，而且他实验室所有药品都只编号、不写名称，只有他知道是什么药，别人没法用。高先生解放后仍在清华，“三反”反到他头上，传说是因为贪污化学系药品，结果就自杀了，大概高级知识分子里，他是自杀第一人。
雄县
高崇熙（1901年9月14日－1952年2月12日），男，祖籍河北省雄縣，是中國近代無機化學家、化學教育家。
高崇熙於1952年2月12日服氰酸身亡，享年50歲。
zh.wikipedia.org/wiki/%E9%AB%98…
高崇熙（1901年9月14日－1952年2月12日），男，祖籍河北省雄縣，是中國近代無機化學家、化學教育家。
高崇熙於1952年2月12日服氰酸身亡，享年50歲。
zh.wikipedia.org/wiki/%E9%AB%98…
真会享受
那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到中国来，傅斯年是中研院史语所长，在北海仿膳请客，谢先生也参加。那一顿吃得怎么好呢？他说仿膳是按照宫廷方式，上的都是宫廷的菜，而且每上一道菜都换一道酒，喝不同酒配不同菜，所以上了十几道菜就换了十几遍酒，怎么怎么好极了，眉飞色舞，让我听得也要流口水了。
那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到中国来，傅斯年是中研院史语所长，在北海仿膳请客，谢先生也参加。那一顿吃得怎么好呢？他说仿膳是按照宫廷方式，上的都是宫廷的菜，而且每上一道菜都换一道酒，喝不同酒配不同菜，所以上了十几道菜就换了十几遍酒，怎么怎么好极了，眉飞色舞，让我听得也要流口水了。
文革开头时候，有天命令谢国桢和顾颉刚去搬砖，两人年纪都很大，而且谢又胖，行动特别不方便。一篇回忆录说谢国桢很幽默，一边搬一边说：我们俩像不像《空城记》里扫城老军。这完全不可能，因为文革最初的阶段空气非常紧张，随便哪句话拿出来都可能成为罪状，在那种压力之下，怎么可能公开地讲笑话？
谢国桢本来很胖，年纪又大了，还举着这么两个东西，晃晃悠悠的，样子确实很可笑。那个工宣队的领导就用胳膊捂着脸，咯咯咯地闷笑个不停，这一点让我很反感。你是工宣队的领导，是不是认为应该这样做？如果应该，那么这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有什么可笑的？
如果你认为就是要演滑稽剧，那你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最大的侮辱。用这样的人来领导一场大革命，简直是荒唐。所以有时候我想，难道这就是我们工宣队的水平？也许中国的工人阶级还不配实现伟大领袖的伟大理想。
再说偶尔忘记了，或者因为车上人多没有买到票，都情有可原。1982年谢国桢去世，遗产有四万块钱，大概比现在的八十万都不止，谢国桢遗嘱将四万元遗产全部捐献，据说他的女儿对此都不满意。我不知道一个将毕生积蓄都捐给国家的人，怎么会计较五分钱的车票？难道他真的吝啬？谢国桢从没辩解过。
• • •
Missing some Tweet in this thread? You can try to
force a refre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