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 by @SylarSu2018

今天时间有点多，顺便简要评价一下谷建芬的作用，现在不写以后就忘记了。

我原来讲过谷建芬起的作用是将宗教音乐世俗化以至于流行化这么一种过渡。她要不来过渡的话，那么中国人音乐情感就是被共产党红歌糖精化的，长期下去人吃不消。她把糖精兑点水，基本上就能喝了，不然甜的发苦。后面她又适量加了

点碳酸和果味香精进去，基本上就有点可乐芬达的味道了。

共产党早期纯种红歌是有可能让中国人情感透支的，像那些硬核红歌比如“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什么“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等，是严格使用五音律的，也就是do re mi sol la,不会出现第六个音的。共产党是借用中国传统的五音律，使用罗马化技术，

创造出了简单但具有几何稳定性的宗教歌曲，这种东方基督教圣歌对东方老百姓是非常具有控制力的。Do sol redola sol Do sol miredo sol So do mi la sol mi do mi misol do lasol re ,他有一种简单朴素而又循序渐进的收放、平铺、引导在里面。共产党早期红歌但凡加进去第六个音si或者第七个音fa的，

往往都是带有俄国国际共产主义风格的红歌，或者是叙事型带有民族浪漫特色的红歌。真正“基础夯实型”红歌只会用到5个音。

改革开放后谷建芬的歌曲大多也是用五个音的，包括她给三国演义配乐写的所有歌曲，是有那么一点红歌的影子的，但是她在关键细节的处理上是用古典+世俗的东西把红的东西给带走带偏了

，让人已经觉察不到红歌的意向，但其歌曲严肃性却还是红歌式的。这种复合的感觉用共产党话讲叫民族风格。她写的赵子龙之歌使用号角的声音mi sol, mi sol 为引子带出来的，并且在其后的mi sol 的回归循环中把那种有红色军歌嫌疑的意向给打破了，变成一种很耍帅而又讲个人魅力表现的古将味道，而不是

共产党“咱当兵的人”那种集体符号化的个人宣誓。像另外一些歌曲，比如“卧龙吟”，比如“那就是我”，她在五音律之上只多引进了一个音si作为过渡，马上那种她需要的哀婉、忧伤、惆怅、抒情的情感滑坡游摆就有了衔接落脚点了。这种手法让她的创作更接近民族风格，而克服了共产党那种抒情风格，共产党抒情风格

比如讲那个“绒花”在五音律之上是把fa和si都引进来了，并且用fa做主要支点用si做次要支点。他用fa做支点实际上是表达一种重度遗憾的情感，这种情感在谷建芬只引入si的民族风格歌曲里面是没有的。像那个尼采，他在“悲剧的诞生”里面就写过他非常讨厌遗憾的情感，并且认为这种遗憾的情感不应该出现在悲剧当

中。共产党，我可以讲，在很多控制民众的维稳歌曲里面就是喜欢滥用fa来维持听众一种遗憾而拒绝反抗的情感，这种掺了私货的情感谐控往往会让老百姓误将其与艺术美感混淆。

讲到尼采，尼采这人故事多的很，我就不多啰嗦了，尼采这个人非常反romanticism，这个人的音乐癖好当时就引起了我强烈的兴趣。

其实从共产党红歌，到谷建芬，到九十年代流行歌曲，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过渡，应该讲到谷建芬那里，红色宗教已经被她扬弃掉了，开启了很多带有古典风的世俗情感的东西，而再往后九十年代流行歌曲应该讲是把世俗情感彻底解放了，并且言之有物。但是再往后到二十一世纪，流行歌曲又不行了，因为真情死掉了

，这个过程其实非常有意思，展现了一神教开启的社会往一神教世俗化变迁过程中，人的真情从高浓缩，到可以为人享受，到自由自在的真情实感，到情感和灵魂的死亡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其实在西方也这么发生过的，当今西方流行音乐也死掉了，只剩噪音组合和厕所音乐、下半身音乐，灵魂早死了。

其实基督教社会，这么一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不仅仅是音乐，各种艺术，人的各个方面，人的灵魂都是这样的。所以我非常反基督教，反基督教社会，理由太多了，它是一个消费人的灵魂的东西，最后让人的灵魂变成垃圾，而不是维持人类精神社会长远健康的发展。